73.二次大戰後，華奴化的所謂台灣士紳 (尤其文史學者與政治人物)，是陷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於危殆的罪孽，罪大惡極
福爾摩沙(琶侃)族人原本充滿靈性智慧。福爾摩沙智慧樂土的生活社會，是互助、合作、分工、分享，好客而不爭鬥。荷蘭人剝削福爾摩沙，只要不過分殘暴，從未見福爾摩沙人群起對抗。唐山人奸詐、暴虐成性，偷、拐 、搶、騙、殺，無惡不作，福爾摩沙人也只割其髮辮。荷據時期，只在唐山人郭懷一集結唐山人(4千)成寇時，才協助荷蘭人圍剿唐山人。清據時期，朱一貴、林爽文和戴潮春的大規模福爾摩沙人抗清事件，是因為清國唐山人滿官瘋狂肆虐，福爾摩沙人忍無可忍才群起反抗。其中朱一貴和林爽文兩次都已幾乎收復全所謂的台灣，但由於福爾摩沙人崇尚自然、和平、分享、互助，本無敵人，沒戰鬥訓練也不製造武器，等清國從唐山調來大軍和重炮、利槍，才被擊潰。1865年以後，因為清國在所謂的台灣施行強制所謂的漢化教訓已近200年，檯面上充斥的盡是漢化深、精練支那厚黑學而轉性貪婪，寧願認盜作祖的所謂台灣士紳，福爾摩沙人的靈性智慧僅在鄉野飄盪，就再也沒出現過大規模的反抗侵略者事件。
清據時期，所謂台灣的少數漢化深、學習支那厚黑學的所謂士紳，勾結滿官、認盜作祖自以為高級。甲午戰爭清國戰敗，把所謂的台灣割讓給日本，1895年5
月23日，得知清廷放棄台灣，將由日本來接收台灣這清廷手中贓物時，清國的唐山人滿官唐景崧為爭取時間搜括財物回唐山，慫恿邱逢甲、林維源等台灣假漢人一起宣稱成立台灣民主國(帝國霸權之鷹犬，口出「民主」二字，真是諷刺，不愧是漢華厚黑學的傳承)，號召福爾摩沙人抗拒日本的來台接收，以利他們在日本接收前先搶奪並運走貴重財物。一些福爾摩沙人則想到，何不趁此兩霸權交接的時機自主建國。於是順勢取得部分清國軍備和武器，抗拒日本的所謂接收台灣。果然，數日內唐景崧、邱逢甲、林維源等人即把數十萬兩的公款、餉銀和其他貴重財物捲逃清國，真正投入抗日的福爾摩沙人頓失後勤支援。福爾摩沙人本就欠缺軍事訓練，又缺乏糧食、武器、彈藥等後勤支援，但福爾摩沙人仍盡力奮鬥有半年之久，最後才被訓練有素、武器精良的日軍擊潰。後來也有數千台灣假漢人因巴結不上日本人，無法繼續仗勢得意，遂求得日本據台當局允許，脫產移民去清國，妄想在唐山重尋往日在台勾結滿官而得勢的榮景。不過，這些台灣假漢人在唐山已無被利用價值，加上過不慣唐山生活，多數都黯然回台。所以，1899年(明治32年)，自稱為或被日本據台當局認為是唐山人(或所謂漢人)後裔的所謂台灣人只有數百人。
日本據台，是有一些台灣士紳反對日本的殖民，但他們沉迷於假漢人、假華人毒癮中不能自拔，仍是心存假漢人、假華人的虛妄思維。他們這等所謂士紳，仍是以假漢人、假華人姿態高舉所謂的台灣意識大旗。其中聞達者就屬蔣渭水和林獻堂。蔣渭水和林獻堂兩人，堪稱是所謂台灣士紳由假漢人轉型為假華人的先驅。林獻堂和蔣渭水召集一批資產階級與所謂台灣士紳的知識份子，於1921年（大正十年）10月17日，在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 (今靜修女中)成立台灣文化協會。這個假華人的「假臺灣文化」協會，1927年（昭和2年）出現左右派路線爭權的內亂，蔣渭水與林獻堂退出，另外成立臺灣民眾黨。臺灣民眾黨黨旗，先是效仿中國國民黨黨旗的中置齒輪旗，再改為仿效中國共產黨的三星紅旗。蔣渭水在日本戰敗前(1931年)就過世，林獻堂一批人則鑽入蔣幫中國壓霸集團肆虐所謂台灣的行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軍中的主戰派，包括陸軍少校中宮悟郎、牧澤義夫等人企圖擬定「福爾摩沙自治方案」，諮詢所謂的台灣士紳假漢人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人。中宮悟郎、牧澤義夫等人告知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所謂台灣士紳：所謂的台灣本是清國手中的贓物，日本佔領所謂的台灣並未取得所謂福爾摩沙人的同意，福爾摩沙人也沒有自主參與二次大戰；日本雖然已宣佈投降，只要福爾摩沙人肯團結、願復國自立，當時的四十萬滯台日軍可在福爾摩沙人的指揮下，作為福爾摩沙人抗拒中國國民黨黨軍進逼的主力，不但法理上站得住腳，要擊敗支那的中國國民黨黨軍更是輕而易舉。但這「福爾摩沙自治方案」遭到當時所謂台灣士紳領導人的林獻堂拒絕。由於不被林獻堂領導的臺灣民眾黨支持，而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人又並非台灣社會中有組織影響力的人物，所以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沒有大力推動這「福爾摩沙自治方案」，不久即無疾而終。林獻堂、辜振甫、許丙、林熊祥這批假漢人、假華人，隨後則鑽入蔣幫中國壓霸集團肆虐台灣的行列。林獻堂在發覺被利用後即遭丟棄時，除了一樣自取其辱外，更身受其害，也連累數十萬名靈性清明的所謂台灣人遭到殺戮。後來林獻堂流亡日本東京時才說：「我很慚愧受到『所謂中華祖國』迷思的毒害, 以致錯失聯合日軍讓所謂之台灣復國的機會。」林獻堂假漢人、假華人的虛妄思維，是不臨棺材不掉淚，所有覺醒、後悔、自責都已來不及。林獻堂於1956年病逝於東京寓所，死前才留下「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的感傷詩句。
曾被預定為「福爾摩沙自治方案」的所謂「台灣自治委員會」成員之辜振甫、許丙、林熊祥(辜振甫為首)，接受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的「招安」。在「一手持劍、一手給名利」的威脅和利誘並用下，辜振甫帶頭配合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一起演了一齣「認錯、悔改、判刑、緩刑、效忠」的戲碼。事實上，辜振甫一批人是精練「厚黑學」之「吃爸靠爸，吃母靠母」的所謂假漢人、假華人，是「假附和自治之名，欲行謀私利之實」的財閥本色。在眼見蔣幫中國國民黨黨軍即將由美軍護送入侵福爾摩沙之時，辜振甫一批人早就於1945年8月24日在許丙家中開會，決定取消參與所謂的「台灣自治委員會」之議。既還沒有參加，何來「認錯、悔改」？辜振甫一批人是為了向蔣幫中國壓霸集團表示「效忠」，才配合演出這齣舞臺劇，什麼「認錯、悔改、爾後名利雙收」，都只是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示範宣傳戲而已。
支那人貪污、腐敗又猖狂，由蔣幫中國壓霸集團接收掌理的菸酒專賣局，香菸品質非常低劣。蔣幫官員及所謂的台灣士紳喜歡走私進口的洋菸，走私香菸的是蔣幫中國官員，藉查緝私菸收賄的也是蔣幫中國官員。這只是眾多蔣幫支那惡行之一而已，民眾早已忍無可忍。寡婦林江邁被暴行凌虐而引爆228事件，只是福爾摩沙人的容忍度在此時達到臨界點而已！
在228一連串大屠殺之後，侵略福爾摩沙的蔣幫中國壓霸集團連續施行長達38年的殘暴軍事戒嚴。利用學校教育以及社會教化的所有資源，對所謂的台灣人進行二次奴化洗腦，眾多台灣聞達人士陷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心理扭曲，並養成「功利為先，尊嚴放一邊」的惡習，紛紛認盜作祖自以為高級。這些台灣聞達人士協助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繼續在學校教育以及利用戲劇、小說等社會教化洗腦所謂的台灣人。所謂風行草偃，誤導了多數福爾摩沙(Paccan)人，使得一般所謂的台灣民眾也受到深化迷惑，後來才會有眾多的福爾摩沙(Paccan)人逐漸誤以為自己是所謂唐山人、漢人或華人的後裔，誤以為自己和所謂的中國人有任何血緣關係。
高壓恐怖之下，仍有所謂的台灣人試圖反抗。在眾多反對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的案件中，最受矚目的，要算是1964年彭明敏與謝聰敏、魏廷朝的《台灣自救宣言》。彭明敏提出「一中一台」言論。他們在宣言中說：「『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但是，整篇《台灣自救宣言》裡，完全沒有「所謂台灣人的靈性精神」在裡面。彭明敏等人是所謂台灣士紳假漢人的子孫，已假漢人、假華人當上癮了，自以為高級，心中充斥的仍是習於所謂華人的虛妄思維。彭明敏是意欲追求所謂中華冥國之屍皮流亡政府的改革，以新的國家表現。是要求入侵的蔣幫中國國民黨能分一杯羹，不要整碗捧去，並希望從此能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糾葛。事實上，彭明敏這些人，還是假漢人、假華人的自以為高級，完全沒有福爾摩沙人(Paccanians)的靈魂和精神，也無「台灣(Paccan)復國」的意願，並以假華人姿態，準備把全體所謂台灣人拉進那所謂華人、中國人的虛妄深淵。
福爾摩沙(Paccan)人被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二次奴化洗腦，眾多台灣聞達人士陷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心理扭曲，還誤導了多數福爾摩沙(Paccan)人，使得一般福爾摩沙民眾也受到深化迷惑，拖累了多數福爾摩沙(Paccan)人隨之沉淪。多數福爾摩沙(Paccan)人已遺忘福爾摩沙(Paccan) 歷史、文化和靈性智慧的真相，不少福爾摩沙(Paccan)人甚至也跟著台灣聞達人士誤以為自己是漢人移民後裔、誤以為自己是華人，多數Paccan的靈性智慧才因而飄渺。
縱觀以上史實，所謂的台灣人有組織的大規模抵抗野蠻異族侵略，始於朱一貴起義，止於戴潮春抗暴。此後，由於長期的所謂強制漢化教訓，使得台灣社會之檯面上充斥了一些漢化深而轉性貪婪、精練所謂中國厚黑學、認盜作祖自以為高級的所謂台灣士紳，福爾摩沙人的靈性智慧僅在鄉野飄盪，就再也沒出現過成氣候的大規模反抗侵略者事件。更悲慘的是，72年來，福爾摩沙(Paccan)人又再被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二次奴化洗腦，不少早期所謂台灣士紳，因被洗腦教化迷惑，陷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心理扭曲，遂鑽入蔣幫中國壓霸集團肆虐台灣的行列，協助中國壓霸集團，製造出眾多現今身陷中國式虛妄思維的假漢人、假華人台灣聞達人士。假漢人、假華人當上癮的台灣聞達人士(包括政治人物和文史學者)，認盜作祖看是可悲，但他們誤導眾多所謂的台灣人輕易誤以為自己是所謂漢人的後裔或華人，是導致今日所謂的台灣人國家認同模糊且混亂的原凶，也是造成今日台灣國家處境危殆的禍首，實在是罪大惡極。
福爾摩沙人(Paccanians) 朱一貴，林爽文和戴潮春等的抵抗野蠻異族侵略，卻被認盜作祖、所謂士紳的無恥台灣假漢人寫成是唐山人參加天地會、來台灣反清復明。埔農曾於自由時報登了數日半個版面的巨幅廣告，言明「任何人若能舉出連橫用於去中國作『投名狀』的偽造文書以外之證據，證明朱一貴，林爽文和戴潮春是唐山人(所謂的華人)參加天地會，以及來台灣反清復明，埔農將頒發新台幣一百萬圓獎金」，一直並沒有任何文史學者敢吭一聲。一年來埔農在臉書上幾次懸賞：日據時期祖上是被註記為「福」或「廣」的所謂福佬語系和客家語系台灣人，如果現在仍自信是唐山人或所謂華人後裔的所謂福佬人或客家人，請他或她把祖先是所謂唐山公的所謂實證拿來給埔農看，埔農若舉不出讓理性之人都能清楚明白的其中破綻，保證每件查不出偽造痕跡的所謂唐山公，埔農都奉上10萬元當獎金，並於2018年6月11日自由時報A9版同樣刊登了半個版面廣告。近十人見獵心喜，搶著想來領奬，等埔農要求他們趕快拿出日據時期的祖上戶籍影印本，以及是唐山人或所謂華人後裔的所謂證據，就全都縮回去不敢見人了。
2018年11月13日，埔農又以全版廣告又在A7版刊登了一次，有獎徵求祖先是所謂唐山公的所謂台灣人，只要拿出非造假的實證，每件所謂唐山公都發給10萬元獎金。結果並沒有任何人能領走獎金。來申領獎金者之所謂唐山公的證據，都有多處明顯是杜撰的破綻，所以原被迷惑的申領獎金者皆心服口服。
早期反抗蔣幫中國盜匪之侵略、肆虐的福爾摩沙志士，多數是認盜作祖自以為高級的所謂台灣士紳或其子孫。能拒絕名利、虛榮的誘惑，一直保持福爾摩沙靈性精神、智慧與赤子之心；不同流合污者，邱新德先生是極為少見的樸實福爾摩沙人之一。
歷經蔣幫中國流亡強盜集團的二次洗腦，後續高舉所謂「台灣意識」、「愛台灣」大旗的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政客和文史學者)，能不陷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充斥中國式虛妄思維而認盜作祖自以為高級者就更少了！
在陷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心理扭曲、充滿中國式虛妄思維的台灣政客以及眾多所謂的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所謂的文史學者)之操弄下，不少所謂的台灣人已相當程度異化為所謂的華人，並養成「功利為先，尊嚴放一邊」的惡習。福爾摩沙民族的命運，老實說凶多吉少！而福爾摩沙族人的靈魂已經殘破不堪，所剩無幾。
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入侵福爾摩沙之後，為了製造有在順應世界民主潮流的假象，也意欲藉以拉攏、栽培地方惡勢力當走狗，1946起即舉辦鄉、鎮、區民代及村里長選舉，用買票腐蝕當時被壓榨得極為貧困的福爾摩沙大眾人心，再用偷換票箱的手法，以確保依附的華奴一定當選。1950年後舉行縣、市長及民意代表選舉；1954年開始省議員選舉：1969年又開放所謂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隨著奴化洗腦的愈加深廣，蔣介石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丟出的誘餌越來越大，於是原先反對這流亡屍皮政府的所謂台灣人士，開始有人以假華人姿態自願上勾，爭取進入這流亡屍皮政府體制，搶奪名利與地位的機會。殊不知，進入這流亡屍皮政府體制，擺明的就是擁護這流亡屍皮的政府，等於背棄了所謂的台灣。由於原先反對這流亡屍皮政府的台灣人士，都是身陷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心理扭曲，以假華人姿態自以為高級，所以他們就以「進入體制內改革才有效」，為他們的忘本和貪婪自圓其說。
歷史其實有在給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機會。10月25日是什麼日子？1945年10月25日是所謂台灣人的國殤日，是福爾摩沙人被以光復節壓制的奇恥大辱；1971年10月25日則是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被聯合國一腳踢出去之日，直接否定了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在所謂台灣的任何合法性。2月27日是什麼日子？1947年2月27日寡婦林江邁事件，燃起了整個福爾摩沙島嶼反抗中國侵略者的熊熊怒火；1972年的2月27日美國尼克森總統與中國周恩來總理在上海簽署美中聯合公報，是美國宣佈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已死亡，是從此美國只承認事實所謂台灣的日子。這兩次日期的選定，是在表示國際上正在還所謂的台灣公道，給所謂的台灣人驅逐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的機會。任何一次，所謂的台灣人本應都可以在國際氣氛相挺下，於支那(所謂的中國)尚無力囂張之時，一舉復國。但是，就因為吃中國屎的台灣愚昧政黨政客和聞達人士，還寡廉鮮恥地擁護這中華冥國流亡屍皮，以致放棄天道留給福爾摩沙(琶侃)的復國機會。所謂台灣的商人從 90 年代開始大舉投資中國，幫中國把基礎經濟和科技發展起來，引來各國工業廠商也貪圖中國的廉價勞工和市場，紛紛投資遷廠進入中國，結果創造出現在的一個大怪物。而中國的國力持續壯大，其貪婪、壓霸、無恥就更顯露無遺，台灣政府又自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多數所謂的台灣人更自以為是華人、甚至有人自稱是中國人，不少所謂的台灣人也自認是中華民國人，現在所謂台灣要復國、建國的希望就困難重重了。
陰狠、狡猾的蔣幫中國壓霸集團，除了加緊對福爾摩沙人奴化教育，在認盜作祖之台灣聞達士紳的協助下，把所謂的台灣人洗腦成假華人以利統治外，更高明的以逐步開放選舉的方式，讓一些已充滿中國式虛妄思維的假華人一步步走入中華冥國流亡屍皮的政府體制內，鞏固起蔣幫中國壓霸集團那「乞丐趕走主人」的體制。蔣幫流亡屍皮的殖民政府，丟出幾個權位、名利的誘餌，讓自以為高級的假華人去爭搶。競爭中所謂的反對者從內部自我分化、互不相讓，形成派系傾軋的個個山頭，不少人就心甘情願當霸權者的走狗，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就可以坐收漁利了。於是，所謂的台灣不但到處是特務、線民，匪諜就在你身邊，而且無孔不入！
1985、86年，由於所謂的「黨外」紛紛以假華人姿態，鑽入那流亡屍皮殖民政府存心不良設計出來的選舉遊戲，為了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丟出來的幾個名位，甘心協助撐起那流亡屍皮成為不死殭屍，並鞏固中華冥國繼續肆虐所謂台灣的地位。既然志在爭名奪利，自然是那裡有名可沽、那裡有利可釣、那裡有勢可依、那裡有權可奪，就往那裡走。於是，所謂的台灣，就成了一些覬望經過選舉爭取權位、名利之假漢民華奴意欲搶占的舞台。於是，所謂的反抗者，變化成撐起那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殖民政府的擁護者
由於早先在1971年10月25日，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已被聯合國否定了其在所謂台灣的合法性； 1972年2月27日美國也藉由和中國簽署上海公報，宣佈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已死亡，從此美國只承認事實的所謂台灣。蔣家又於1984年10月15日派遣竹聯幫黑道組織到美國暗殺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遭美國政府破獲，舉世譁然。蔣經國深知：在這20世紀的下半期，民族自決在國際上已是普世價值，眾多殖民地紛紛自主復國，雖然多數的所謂台灣人已被洗腦成呆奴化的假華人，甚至假中國人，但在清明的國際人士眼裡，中國國民黨的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還是鳩佔鵲巢的強盜。蔣經國不得不思索如何在國際上製造「所謂的台灣人自甘擁護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已轉型為在地民主政府」的假象。所以，蔣經國知道不得不表面上解除軍事戒嚴與開放黨禁。
於是，蔣經國透過其情治單位在所謂「黨外」領導階層內布建的線民，鼓勵這「黨外」成立所謂的政黨，以維繫這流亡屍皮政府的延續。
原本就已進入這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搶食屑肉殘羹的所謂「黨外」人士，得知消息，個個狂喜雀躍。1986 年5 月1 日，許信良等人在紐約宣佈準備要成立「台灣民主黨」，「黨外」公政會在各地的分會紛紛成立；8 月9 日，首都分會在金華國中舉行「組黨說明會」；8 月15 日，黨外公政會與編聯會在台北市中山國小舉行「行憲組黨說明會」；9 月7 日，《時代》雜誌刊登黨外編聯會「組黨工作小組」研擬之黨綱草案；謝長廷則提出「民主進步黨」這個黨名，公開對「黨外」人士發出問卷調查。終於，9 月28日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民主進步黨成立大會。
當時是軍事戒嚴時期，所謂的情治單位透過嚴密監視和在「黨外」內布建的線民，對這些活動當然清清楚楚。以當時的氣氛，若沒有蔣經國的明確點頭，那些一心一意爭搶名、利的所謂「黨外」人士，有誰敢這樣公然「造反」？更何況，當時圓山飯店是中國國民黨的禁臠。除了與中國國民黨有關的重要會議，圓山飯店何曾開放給外面的團體前去開會？尤其是和中國國民黨對立的黨外團體！這次讓所謂的「黨外」去開組黨大會，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所謂的台灣人真要自主，到處都可以召開大會，卻選擇了一般人都認為不可能會出借的圓山飯店，擺明的豈不是受到蔣經國指示嗎？更荒唐的是，那些所謂的「黨外」人士，事後竟然大言不慚的說：「黨外在圓山飯店組黨完成之後，木已成舟，讓情治單位措手不及。」真是天大的笑話。
解嚴之後，一些口述歷史與原始資料一一出現：
就在所謂的「黨外」人士成立了民主進步黨這個台灣第一個反對黨的9 天後，蔣經國在總統府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女士時，就表示，他早已決定要解除台灣地區的軍事戒嚴狀態，並開放民間組織政黨。
後來，當時任職調查局中山站的調查員白瑄出版了「全民公敵調查局」一書，白瑄透露，在所謂的「黨外」組黨之幾個月前，他們每個月都會接到總局指派下來的任務。到了組黨的一個月之前，這些先前的準備工作，包括任務的分配、內線布建的聯絡、情報的掌握、情蒐的方式、特殊狀況的應變等等，幾份相關的重要公文和工作流程都已經布達妥當。每一個將參與現場任務的調查員，都只接到自己所負責那部分的指令，對於整個任務的全貌，中、低階調查員並不瞭解。白瑄曾代表中山站，到中山分局去開過兩次聯警會議，那是由所有情治單位，包括官邸警衛隊、警備總部、憲兵隊、調查局等聯席參加的。
白瑄表示，到了9 月28日組黨當天，現場一切的狀況既然都已經過沙盤推演，等於是在照表操課而已。
白瑄還訪問曾經擔任士林官邸警衛隊，服侍過蔣介石、蔣經國，化名「鐵金剛」的無線電隨從。警衛隊是蔣氏家族來台之後，多年以來一脈相承的一個特殊警衛系統，警衛隊是總統的貼身侍衛，有點類似從前的禁衛軍。他的自述當然有一定的真實性。「鐵金剛」說：「除了與中國國民黨有關的國際性會議以外，圓山飯店開放給外面的團體前去開會，那次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何況又是表面上與中國國民黨對立的黨外團體。當時我們也沒多作猜想，直覺的就認為，上面會有那樣的安排，一定是有他的道理。而且在正式開會的前幾天，我們就接到上面來的命令，內容大致上是說：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開會時，『不管裡面發生甚麼事，我們都不能插手，我們負責外面的門禁，對於沒得到准許、要從外面進去的人，一定要加以阻擋』。」事實上，警衛隊的任務是要保障「黨外人士的組成民主進步黨」非順利成功不可。
「鐵金剛」補充說：
「一般有重要會議在圓山飯店召開時，都是由我們警衛隊負責布置場地、安全檢查、以及鋪設音響和錄影設備的線路，這些工作一定都是由警衛隊從頭到尾完全親手負責，絕不假手於他人，即使是調查局的人都不准插手。我們當時被分派去布置的錄音、錄影設備，都是相當公開的，錄音和錄影的地方，是在圓山飯店的地下室的警衛室。能在圓山飯店開會的人或團體，一般都是跟中國國民黨高層有密切關係，而且也一定是相當重要的人物。到場開會的人，看到現場的錄影設備，當然也都一定都會了解到，現場所有的開會情形，都會有錄音和錄影的紀錄存檔。這一切的拉線布置工作，至少都是在兩天之前就要開始安排，布線、測試等工作，一定要事先反覆的檢查，以確認正常無誤。
民進黨組黨當天，由總統官邸警衛隊負責在圓山飯店裡外布崗，當天早上7 點多我們已經就位完畢，一直到下午組黨完成後才完成任務。當天我們都是穿便衣，身上佩帶著一個梅花當標記，完全不攜帶任何武器或通訊器材，以免暴露真實的身分。依照過去圓山飯店有重要團體開會時的慣例，現場的服務人員，全部改由警衛隊的人去擔任。同樣的，其他的一切飯店服務人員，也都有許多布建的備用人手。
因為圓山飯店是蔣經國經常要進出的地方，平時就長期駐有帶槍的警衛隊員，安全警衛的要求當然是特別的高。飯店附近都是軍事重地，前面出入只有兩條單行道，門禁相當嚴密。如果在裡面發生任何事，保證絕對是一個也跑不出去，當然，外面的人想要硬闖進去，也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在那個時候，要申請到圓山大飯店開會或進行甚麼活動，一定要經過士林官邸聯合警衛指揮部的核准。當時標準的申請程序，要先經過士林官邸的警情中心，警情中心通過以後，還要通報劍潭派出所支援。而所有配合出勤的單位，包括了士林官邸、聯合警衛、憲兵營和梅莊（便衣警衛隊）。負責整合調配的中心，就是「聯合警衛安全指揮部」，簡稱「聯指部」。聯合警衛指揮部是直接向蔣經國負責的，黨外要租借圓山的場地，蔣經國當然是沒有理由不知道。
當天出動的人員，包括官邸警衛隊、劍潭派出所、圓山憲兵隊等，就我所知，大概至少兩千人左右。我們主要是負責一樓裡外的安全，以及音響設備、錄音、錄影等安排工作。當天二樓還有許多中國國民黨的重要人物在上面，也許是在監看整個組黨會議的進行吧。當天二樓是不對外開放的，安全工作也是由其他的單位負責，佩帶的標記也不同，以我們的梅花標記，是不能上到二樓的。至於在二樓的究竟有哪些人，蔣經國在不在那裡，我們在下面的人當然無法得知，但是蔣經國當時必定是在某處監看整個組黨的過程。對於黨外在圓山飯店組黨的事，當時一個很直接的想法，就是要就近監視。本來，我是以為『必要時就來個甕中捉鱉，一個也逃不掉』。而我也真的一直沒有想到，民主進步黨的整個組黨過程，竟然會是蔣經國所一手主導的。」
這名蔣經國侍衛又說：「在以前黨外或現在民主進步黨的高層人物當中，應該有好幾個情報局安排的人在裡面，像以前朱高正和蔣經國的關係就很微妙，他曾多次秘密進入大直的七海官邸，直接和蔣經國面談。當初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朱高正也曾經是奉蔣經國的命令，前往高雄下達蔣經國手諭給幾組軍警，制止繼續把美麗島事件擴大。當初他在官邸時，也曾接到總機轉錯要直接和蔣經國通報的電話，通報內容已經不大記得，不過對方的身分一定不僅只是線民，而是情報局直接指派在黨外，可以向蔣經國直接通報的人。」
郝柏村的日記也說：「蔣經國指示『政治革新小組』，對黨外人士組黨應該避免衝突、冷卻處理，甚至同意他們到圓山飯店開會。」
就如所謂的「黨外」時期，剛形成的民主進步黨也要以拉入一些曾為台灣受過苦難的「所謂政治犯」，借用這種連結，裝出也是奉獻者、犧牲者的門面，更是用來遮掩其「以假華人姿態進入這流亡屍皮政府體制爭取名利和地位」的嘴臉。於是，民進黨丟出幾個所謂黨代表、委員給火燒島難友。從火燒島回來後，不少難友因情治系統的打壓，畏懼的親友不敢接近，生活振作不起來，也難怪會在有人招手時，即想靠攏過去取暖。昔日英姿焕發的仁勇者，往日為正義和道德打下基礎，今日竟成為爭名利者的廉價墊腳石、被用作裝飾品！這種利用良心犯作為「有利、有力之加持」的手段和政治行為，都是在蔣經國的明示或暗示下操弄的。
不論是在過去的軍事戒嚴或是現在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下的所謂民主選舉，都是為了撐起中華冥國那流亡屍皮，以打壓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的台灣)。就連民進黨執政時，「愛台灣」朗朗上口，卻大言「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就叫做中華冥國」，真令清明理性的福爾摩沙人(琶侃人)情何以堪。
1987年 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統治。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及專欄作家雷斯敦(James Reston)30多年前，即以「史盲：我們是理智上不設防的」為題，說：「下一代都沒有了歷史回憶，已成為史盲（Historically Blind ）。」我們相信台灣有「史盲之症」的人更多，因為「視而不見」、「見而不言」。連所謂中國人的劉靜修(1926年加入中國國民黨，積極宣傳「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1932年，在成都創辦《社會日報》；1935年1月，《社會日報》因反對蔣介石被查封；1935年後開始向中國共產黨靠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全國工商聯宣教處宣傳科長)都感嘆：「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窮受屈人。」雷斯敦(James Reston)和劉靜修的警語，用在台灣才更是貼切，冥冥之中好像是在教訓台灣人。所謂的歷史記載都是「狡猾的壓霸者」所編撰，真相隱晦。台灣史實被污衊近400年，要揭開台灣的史實真相尤難。
2004年，來自中國國民黨黨軍，狡猾邪惡的李國琛（偽裝成和尚，自稱星雲），見時機成熟，順勢發表一封所謂的致信徒公開信，妄指「台灣本來沒有台灣人，都是從中國各省渡海而來」。在混居的所謂現代和尚與尼姑間，掀起一片「讚嘆師父、感恩師父」的諂媚聲。於是，2009年3月30日，得意的妖僧李國琛（星雲）更於中國的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不但說「台灣沒有台灣人、台灣哪個不是中國人」，李國琛（星雲）還表示「兩岸你來我往，一家就統一了」。
到了2014年2月19日，中山女中的退休老師譚家化(曾參與編纂專門洗腦台灣人用的所謂標準歷史教科書)，在評論「台灣人要與中國區隔」時說出：「台灣人若要去中國化，就不能拜關公、媽祖，也不能吃中國菜，連姓氏都必須要改回去。」意思是說：「這些宗教、習俗、姓氏都不是你們台灣人自有的，你們既已被我教訓成習慣使用我的宗教、習俗和姓氏，當然必須拜我為祖公、供養我。若不認我是祖公，就得全部改回去你們自己的宗教、習俗和姓氏。但是你們改得回去嗎？」；同年4月1日，被通緝多年，卻能回到台灣又立即交保再無罪釋放的竹聯幫黑幫大老張安樂(號稱白狼)，率眾到立法院(學生反服貿)挑釁，囂張地叫罵：「你們(台灣人)都是中國人【幹】出來的。」清華大學副校長劉容生還立即出來幫腔說：「白狼只是說了社會不敢說的話；打了學生一個學校不敢打的耳光。」意思是說：「你們既已認我這盜作祖，我這強盜罵你是我幹出來的龜兒子、龜孫子，也是剛好而已」；所謂的中國人把以上齷齪傾倒在全體台灣人身上，這些污穢和羞辱，只見激起一些樸實台灣人的憤怒。這怒氣卻完全被認盜作祖之台灣政客，以「假華人姿態自以高級的默默認同」所掩蓋。
所謂「台灣人」三個字，原是支那人用來稱呼唐山化的福爾摩沙人(琶侃人)。蔣幫盜匪集團則是利用華奴化的所謂現代台灣士紳(尤其是政客和聞達歷史學者)來再深入洗腦福爾摩沙人(琶侃人)。
蔣幫盜匪在中國國民黨內栽培了謝東閔、林洋港、吳伯雄、李登輝等人；在中國國民黨外培養了民進黨，這些人就都以假華人姿態自以為高級了。於是，假華人『高級』台灣人壓得樸實台灣人鴉雀無聲。尤其在李登輝當了總統之後，為了效忠提拔他的蔣經國，把台灣說成是移民社會。以他的身份高度，挾著所有資源的宣傳力，加上台灣人情結的民族性，這種毒化與殺傷力在台灣所向披靡，『台灣人』這三個字的定義才逐漸被混淆，於是所謂台灣人的國家認同開始模糊且混亂，也造成今日台灣國家處境的危殆。」
2015年6月10日，前教育部高中課綱檢核小組謝大寧說：「台灣歷史課綱有高度政治性，不是要闡述(真實)歷史，而是要把不同來源的人凝聚為共同的『國族(中國)』，建立『我群(中國)』意識。」，意思是說：「70年來，我們高級中國人對你們台灣人的洗腦過程，就是故意用精心偽造之歷史教材達成的，這套教材你們已用了70年，現在你們堅持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到底能改變什麼？」。
以上在在顯示，所謂的中國人，不論所謂的學者、流氓或是政客，他們都非常清楚，所謂的台灣人是和他們完全不同的民族，是他們搶來的奴隸。深陷重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台灣受虐症候群)之台灣政客和所謂文史學者，卻還是以假華人姿態自以高級，默默的沾沾自喜或自鳴得意，也連累眾多台灣人被所謂的中國人以「送你這呆奴一個祖公」譏笑。
以經常在電視上自稱是華人的李筱峰教授為例，經過林媽利教授DNA檢測，已確定絕不是所謂漢人或所謂華人的後代，還是把『從福爾摩沙 (琶侃)傳播出去的所謂南島基因』，硬拗是來自百越地區的所謂華人(還是以華奴自我感覺高級？)，死不悔改。被澈底呆奴化後的所謂台灣人，連聰明的高級知識份子，都還是堅持順應中國人的洗腦騙術，迷信所謂台灣人是由唐山過來的謊言，刻意掩蓋史實真相，更拒絕承認科學驗證的DNA檢測！甚至故意扭曲事實，以合理化自己認盜作祖的不覺可恥！這種至死不悔，自以奴化為高級，當然永遠難逃所謂中國的魔掌。」
什麼一個中國、兩個中國與台灣何干？所謂的中國人無惡不作、無陋不為，唯有「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句話說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一個中國」；國際上同意「一個中國」，意思是中華冥國流亡團體應該回歸真正的中國才合理，正是在給所謂的台灣復國、建國之機會。是台灣政客自己撐起那早該葬回中國的中華冥國流亡屍皮，還緊抓著不放，才引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與覬覦，陷台灣於不義和危殆。要不是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是政客)硬把臉皮緊貼著所謂中國人的屁股，不論是1971年10月25日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的被踢出聯合國，或是1972年2月27日美國尼克森總統的宣佈中華冥國流亡屍皮政府已死亡，所謂的台灣(Paccan，Formosa)之復國或建國，在世界各國的力挺下，都應該已經成功了！
台灣政客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和自以為高級的虛榮，自己走向那所謂中國的虎口，不惜拿福爾摩沙(琶侃)當獻給中國的貢品。真是無恥至極、罪無可逭！
更悲慘的是，不只台灣政客，眾多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所謂的學者)陷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心理扭曲，養成「功利為先，尊嚴放一邊」的惡習，紛紛認盜作祖自以為高級。他們假漢人、假華人當上癮了，更鋪天蓋地的誤導眾多所謂的台灣人輕易誤以為自己是所謂唐山人、漢人的後裔或華人，導致今日所謂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模糊且混亂，是造成今日台灣國家處境危殆的禍首。說這些台灣聞達人士可悲，卻更是罪大惡極！
在陷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心理扭曲、充滿中國式虛妄思維的台灣政客以及眾多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所謂的文史學者)之操弄下，不少所謂的台灣人已相當程度異化為所謂的華人，並養成「功利為先，尊嚴放一邊」的惡習。福爾摩沙民族的命運，老實說凶多吉少！而不少所謂的台灣人也已相當程度異化為所謂的華人，福爾摩沙人(琶侃人)的靈魂已經殘破不堪，所剩無幾。台灣的希望，以後就看福爾摩沙(琶侃)普羅大眾能不能及時從被洗腦的中國式虛妄思維中清醒了！想要經由現今已假漢人、假華人當上癮的台灣政客挽救所謂的台灣(福爾摩沙，琶侃)，看來真是緣木求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