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再釐清所謂台灣人身分的真相
蘇先生說：「17，18世紀，中國福建，廣東人口移民台灣，融入當時的台灣文化，並非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原本就有原住民與主體歷史文化。」
埔農說：
1683年以後，並沒有所謂的中國福建、廣東人口移民福爾摩沙(琶侃) ，這些錯誤認知全是來自「中國壓霸集團為洗腦福爾摩沙(琶侃) 人而偽造、編纂的所謂標準歷史教科書」以及「早期因漢化深而轉性貪婪，寧願認盜作祖的少數所謂台灣士紳虛構之小說」。請看【原台灣人身份認知辨悟】、【台灣人被洗腦後的迷惑與解惑】所列舉的證據，以及日本接收的清國據台人口戶籍資料。
17世紀移居台灣的唐山人已全部被清國趕回所謂的中國。至於18、19世紀，那裡有福建、廣東單身漢或非單身的人口移民台灣？若有『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偽造的所謂標準歷史教科書』和『所謂台灣士紳虛構的小說』以外之證據，敬請指明，埔農等著跪謝拜讀。埔農懇請所有所謂的台灣人不要再繼續接受中國壓霸集團的洗腦，趕快清醒過來！
1,683年，清廷消滅據台的鄭成功東寧王國後，將全部在台唐山人，包括少數和唐山人有任何親近關係的福爾摩沙(琶侃) 族人，全數趕出台灣，一個不留。此後下了嚴刑峻罰的「渡台禁令」，禁止唐山人再移居台灣。派來的治台官吏（多是降清的原明朝官員），最長任職三年即遣回中國；不能帶眷上任；不准在台灣娶妻。駐台有陸、海軍萬餘人，也是最長每三年調換新部隊來駐守，亦不重複派任。為從台灣挖掘資源以及為取得特定農產品供應中國而特許入台的契作人員（贌商），最多僅能停留數月，須押送收成回唐山。再有必要來台灣，須重新申請短期赴台的所謂「照身票」。請問，那來的「17，18世紀，中國福建，廣東人口移民台灣」？
謝先生在台灣控說：「台灣的中國祖譜，是滿清為了滿化台灣人而造假的。」
埔農回答：
台灣的所謂連上中國祖譜，僅12.7%是在清國據台時期，由因漢化深而轉性貪婪，寧願認盜作祖的所謂台灣士紳偽造出來的，不是滿清為了滿化台灣人而造假。有高達70%的所謂連上中國祖譜，則全部是後來受到蔣幫中國壓霸集團洗腦、誘導才偽造的。根據『台灣公私收藏族譜目錄』，依撰寫族譜時間來分，清國時期乾隆23年以前有22件；乾隆23年以後有124件；日據時期有206件；蔣幫壓霸集團據台的1951年後則有791件。埔農曾檢視無數的「所謂連上唐山的台灣祖譜」，都已被證明，沒有一份不是虛構的認盜作祖，其中以1951年後才偽造的所謂祖譜最為誇張。
談到「所謂台灣士紳的偽造族譜」以及「依被強制冠上的姓氏認盜作祖」，埔農不由得想到早期所謂台灣士紳重新「認冠姓為祖」的可笑事件。
福爾摩沙(琶侃) 人被迫冠上所謂的漢姓之後，清國時期的146件偽造族譜裡面，那些騰達的所謂台灣士紳為了「自以為『更高級』的虛榮」，很多人還申請改姓，「重認新祖」哩！例如《重修臺灣府志》卷之十二：
舉人篇記載：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林延選榜〉陳飛(臺灣附生。本姓張)；雍正元年癸卯〈廖學信榜〉王世臣(府學附生。本姓陳)。
鄉貢篇記載：
雍正元年謝飛鵬(府學附。拔。本姓陳) 、林中萊(諸羅。本姓馬)；雍正二年薛烈(府學。本姓王)；雍正五年洪亦纓(臺灣。本姓李)、洪績(諸羅。本姓陳)；吳滋燦(府學。本姓陳)；乾隆二年黃之猷(府學。本姓袁)。
例貢篇記載：
王麟(本姓黃)；陳附柏(本姓林)。
武舉篇記載：
康熙五十年辛卯余立贊(諸羅。本姓蔡)；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王楨鎬(解元。本姓李)。
請大家看看，當時的無恥士紳，「改姓重新認祖、重複偽造祖譜」是如此的不覺可恥，更是蔚為風潮的奇觀。再看看現在的臺灣文史學者認盜作祖，也是蔚為風潮的奇觀，是被「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帶來專門偽造歷史、洗腦所謂台灣人的黃典權等人」蒙蔽所造成的無知？還是一如早期所謂臺灣士紳的這麼「不覺可恥」？
所謂的「台灣士紳」，在獲取一點功名之後，以漢化民的身份自以為高級了，即紛紛認盜作祖，偽造所謂家譜、族譜。不少這些所謂「台灣士紳」，為了偽造更漂亮、更顯赫的所謂家譜、族譜，甚至在獲取進一步功名之後，立即更改所謂的「賜姓」。不論是改姓前或改姓後，那些虛構的所謂家譜、族譜，都看似有模有樣。起初埔農還有點困惑，等看了所謂華人自己的招認，《華夏姓氏之謎》第138頁寫到：「明清時期，江湖上專有一類爲人僞造世系、家譜的「譜匠」，彼輩預製一套可通用之道具，多託始於南宋,如名人序跋、遠祖遺像、朱子題字。不論張姓李姓，但將名姓一改即覺天衣無縫……在『譜匠』之手，既可作張家之遠祖，亦可作李姓之兒孫。」埔農這才恍然大悟。
其實，直到今天，在所謂的中國還是存在「譜匠」這種行業，專門在替浮誇、裝面子成性的所謂華人偽造所謂的「世系」、「家譜」。請看下面這張現在的實地照片：
張兄問：「老師您說黃典權篡改台灣歷史，不知道有什麼直接證據？
因為我跟朋友說，他們大都不相信。（我想台灣學者可能也是這樣吧？）」
埔農：
蔣幫中國壓霸集團惡意曲解台灣各版府志和各地縣志、誘導偽造族譜、偽造台灣歷史，都是在黃典權主導下進行的，訴說不完。現在就舉一則眾歷史學者皆知，卻無人願意挺身道破之黃典權篡改台灣歷史的證據：黃典權故意誤指鹿耳門在台南市安南區內，以阻撓所謂的台灣人追查歷史實情的依據，現在卻已變成是所有歷史學者的共識。以下事實資料，只要不被黃典權牽著鼻子走，都很容易查得到。
一：鹿耳門原是海峽水道，非沙洲或小島。
二：1623年以前的台灣海灣〈The Bay of Tayouan，倒風內海，原稱鹿耳海〉還是優良的深水海灣，後因地震與颱風由上游連年沖來大量泥沙，台灣海灣、鹿耳門水道快速淤積，通航險象漸生。另也為了擴展貿易，荷蘭人於1624年8月26日，就已開始計劃將主力遷往後來被鄭成功改名為所謂安平的大員島(初名台灣島)【The Formosan Encounter《I》第一章】。
三：1661年鄭成功海盜集團入侵台灣時，已經須等大漲潮才得以在何斌的領航下，冒險小心通過鹿耳門水道，抵達禾寮港。
四：1683年，鄭克塽降清，清廷施琅赴台受降。施琅率軍原準備要循舊路線到禾寮港，闖進已淤淺的鹿耳門(施琅軍隊不知鹿耳門及以東的倒風內海已淤塞，船艦不能航行)，「船艦衝擊，毀十餘艘」，還須等鄭克塽派左武衛何佑去解救再導引，始得以在承天府(赤崁，台南府城)的附近登岸紮營。而現今被黃典權故意亂指的所謂鹿耳門附近以東至洲仔尾海岸15里內，1823年(清道光3年)以前都還是「瀰漫浩瀚之區，軍工廠廠中戰艦輕易出入」。是1823年的曾文溪大改道，衝破蘇厝甲，注入安平(大員)以北的海灣，才沖積成現在的安南區。陸浮的範圍北從七股，南至台南城小北門，東從洲仔尾，西至今日的土城，也才有現今被誤指的所謂鹿耳門溪出現。
五：道光4年(1824年)3月，臺灣總兵觀喜等奏議云：「鹿耳門一口，百餘年來號稱天險者，蓋外洋至此，波濤浩瀚，不見口門，水底沙線橫亙，舟行一經擱淺，立時破碎。(以上是抄自清廷據台初期所錄實情)．．．．(以下是描述1824年所見)今則海道變遷，鹿耳門(清國派台的官員，任期短的不足一年，最長不過三年，不延任、不複派，到任者都對台灣完全陌生，因而跟著江日昇的虛構小說「台灣外記」而以為)內形勢大異。上年7月風雨，海沙驟長，當時但覺軍工廠一帶沙淤，廠中戰艦不能出入。乃10月以後，北向嘉義之曾文(當時曾文由嘉義縣〈早期稱諸羅縣〉管轄)，南至郡城之小北門外40餘里，東自洲仔尾海岸，西至鹿耳門(引用虛構的小說「台灣外記」)內15.6里，瀰漫浩瀚之區，忽已水涸沙高，變為陸浦，漸有民人搭蓋草寮，居然魚市，自埔上西望鹿耳門，不過咫尺。」此奏文就已可見前後矛盾，先是說「鹿耳門一百多年早就不見口門」，隨後卻說「到1823年7月軍工廠廠中戰艦才不能出入」？事實上，鹿耳門原是鹿耳海(荷蘭人稱台灣內海〈Bay of Tayouan〉，唐山人就學其語音說成倒風內海)稱為南、北門的兩出海口之南門，因北門(現在成為台南市的北門區)早淤塞，大船無法出入，僅有南門可順利通行，就開始稱南門為鹿耳門。由於官方說法和事實不符，又沒人敢糾正，1824年以後就再也沒有人提起鹿耳門這地方了。直到黃典權由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帶來台灣計劃洗腦台灣人，為了阻撓台灣人可能因鹿耳門重新被提起而追查出歷史實情，於是黃典權就到1823年曾文溪大改道才沖出的所謂鹿耳門溪旁，隨便指稱鹿耳門所在地。隨後，台灣聞達人士就跟著黃典權敲鑼打鼓，於1960年，將1918年才在該1823年陸浮地建成的「保安宮」(主祀五府千歲的唐山廟)改名為「鹿耳門聖母廟」；再於1984年4月，又將1947年才該地興建的「天后宮」改稱「鹿耳門天后宮」，並開始大張旗鼓偽造此地是鹿耳門的各種謊言。有大膽的聞達台灣文史學者，竟然質問埔農說：「鹿耳門聖母廟、鹿耳門天后宮都位於黃典權所指稱的台南市安南區土城，該地怎麼不是鹿耳門呢？」這種倒果為因的虛妄，真是可悲，也是可憐，有時又覺得實在可惡！
以上五點，相信諸位台灣歷史學者都比鄉野埔農更熟悉、更清楚，怎麼不想想為何會有這「沖積、陸浮」之時間相差140年以上，又名稱與功能新舊不符的矛盾？
埔農的以上舉證，若有歷史學者能舉證指出何處錯誤，或那一項是埔農偽造的，埔農保證跪地謝罪，並從此閉嘴。
康先生問：「近來看了您與潘智仁先生的連續po文，加上觀察週遭友人，深深覺得台灣人長時間被國民黨洗腦，誤以為祖先來自中國與深陷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相當嚴重，所以想請教老師，是否有記載關於台灣族人被強迫漢化的抵抗事件之史料？有無這方面的書藉？」
埔農回答：
清國侵台強制執行漢化，台灣人當然抗拒，台灣人局部的小規模抵抗持續不斷。唐山人滿官其實都很膽小，一直是蠶食般一步一步進逼，而且在勢力所及的外圍構築「土牛、土牛溝」(所謂的土牛紅線) 防堵。由於台灣人崇尚自然、和平、分享、互助，本無戰鬥訓練也不製造武器，又面對重砲、利槍，所以，不屈服則死的死、逃的逃。這些史實唐山人滿官不可能照實記載，只稱為「番亂」或「番害」，屈服的台灣人若記述必遭迫害；漢化過深的所謂士紳，則是學會所謂漢人的厚黑學，認盜作祖、鄙視同胞和祖先，以所謂漢人的虛妄思維亂寫一通(其中以晚期的連橫最惡質、最不要臉)，所以真正的史料上是看不到的，也無這方面的書藉。著名的大規模台灣人抗清，是朱一貴，林爽文和戴潮春事件，但並不是單純的抵抗被強迫漢化。實在是因為唐山人滿官勾結、縱容假漢人所謂士紳的瘋狂肆虐，台灣人忍無可忍才群起反抗。但是，台灣人的抗暴卻被認盜作祖的無恥台灣假漢人寫成是唐山人(所謂的華人)參加天地會、來台灣反清復明。埔農曾於自由時報登了數日半個版面的巨幅廣告，言明「任何人若能舉出實證，證明朱一貴，林爽文和戴潮春是唐山人(所謂的華人)參加天地會，以及來台灣反清復明，埔農將頒發新台幣一百萬圓獎金」，一直並沒有任何文史學者敢吭一聲。
埔農清楚的台灣人抵抗被漢化事件是：清國入侵早期，原Tayowan的Dorcko(唐山人與荷蘭人早期稱此地為台灣)本是學術和工藝重鎮，抗拒漢化時，房舍、設備被摧毀，大半人口被殺，部分人逃到現今東山一帶。當時哆廓（Dorcko）一地雖然鄭成功集團設有軍營稱海墘營，但清廷侵台後仍稱哆廓（Dorcko）為「倒咯嘓」。因哆廓(Dorcko)早在1661年就由劉國軒、洪旭等人建有他們供奉武運之神(玄天上帝)的唐山廟，清國就利用這唐山廟直接設置廟學。康熙24年(1685年)11月「廈臺兵備道」巡道「周昌」帶來的福佬語系強制漢化教官，是來自福建泉州府永寧鎮的「下營」，永寧鎮的「下營」本來就是以當地之「玄天上帝廟」為信仰，就製作了一塊「下營北極殿玄天上帝廟」的匾額掛上這哆廓(Dorcko)的唐山廟，做為廟學之用。於是，一併將哆廓(Dorcko)改名為「下營」。
後來，清廷勢力再伸入東山執行強制漢化時，則稱逃亡到該地的哆廓（Dorcko）族人為「哆囉嘓」，「倒咯嘓」、「哆囉嘓」都是不同音譯而已。東山一帶的Dorcko族人仍有一部分堅持抗拒漢化，遂被迫再遷往更深山的東原。不過，多數哆廓或哆囉嘓族人已無此記憶。
陳先生說：「我的高祖父是1882年從湖南來到台灣，但我是台灣人，我拒絕當中國人。」
埔農說：
如果您家日據時期戶口註記是「清國人」，或是後來改為「支那人」，則您的認知是有可能沒錯(僅止於有可能而已，因為大部分有「清國人」註記的其實是台灣假漢人)。如果您家日據時期戶口註記是「福」或「廣」，則埔農建議您要仔細再查清楚，很可能是您的家人誤會了。
1874年是有解除渡台禁令，但開放的是通商，商人來來去去，也沒證實過有誰永久居留，而且清國是另以流寓名冊登記來台的工商人口，不在台灣戶籍名冊之內。日本據台，接收滿清官府的戶籍文書，官兵、流寓遣送回清國，極少數申請暫時留台者，和自稱是唐山人後裔者(都是如連橫、連震東父子及黃朝琴等，因漢化深而變性，藉勾結漢人滿官欺壓同胞而得利的所謂士紳、阿舍，自以為是高級人，不願和其他同胞一起被稱為番) 註記為「清國人」，總數才幾百人，後來也多數離開台灣去唐山。所以，您家日據時期的戶口註記如果是「清國人」或是後來改為「支那人」，您是有可能真是唐山人後裔(如前所述，僅止於有可能而已)。如果您真是唐山人後裔，埔農很高興您已成為真正的台灣人。您家日據時期的戶口註記如果是「福」或「廣」，那就懇請務必再仔細察查清楚。埔農完全沒有惡意，只是1951年後被偽造的所謂祖譜或家譜太多了，埔農基於釐清真相的心理，善意提議而已，敬請包涵。
陳先生繼續說：「據說我高祖父實為清代總兵，1899在草屯被日軍捕殺，曾祖父續逃入埔里...遂改名為一郎 ...」
埔農說：
如果這些記錄屬實，那您應是華人後裔台灣人沒錯。但如前所說，祖譜或家譜被偽造的太多了，也是都有時間、地點、事蹟的虛構，埔農基於事事明察秋毫的觀念，還是建議嘉裕兄去戶政事務所申請日據時期的戶籍資料(現在還查得到)，如果陳先生的高祖父資料屬實，則陳先生的曾祖父戶籍註記必為「支那人」(1915年以前記為「清國人」)，因為日本據台接收清國官府的戶籍文書，清查台灣平地人口都是依據清國戶籍名冊比對，不可能因改名就改註記，所以申請日據時期戶籍資料是萬無一失的求證。
另外，陳先生的曾祖父改名為一郎，一郎是日本名，日本據台人員都有自己的名冊，若是為逃避入罪而改名，那取名為一郎是最容易被識破的，反而自曝行蹤。而當時所謂熟番(就是依個人「主要常用語言」做分別而註記為「福」、「廣」的台灣平地人口)改用日本名是被允許的，人數也不少，可是熟番改用日本名是由日本據台人員依熟番名冊改記，也不可能有漏網之魚。更何況，貴高祖父若是清國總兵，當時雖然已廢除渡台禁令，家屬戶籍還是必列入流寓名冊，不可能在日本據台接收清國官府的台灣戶籍文書之內。因此，以日本查核台灣戶口的嚴密程度，貴曾祖父能於日據時期留在台灣50年而不被遣返唐山，是近乎不可能的。無論如何，去申請日據時期戶籍資料是釐清事實的初步辦法，也是最簡便的方法。當然，驗DNA也可以，但太麻煩且花錢。
陳先生說：「我會再查查。 我要再請教埔農兄，我高祖為何與林文欽(台中一中創辦人，林憲堂的父親 )談鴉片買賣 ? 因為他們同是劉敖門生.... 1895陳羅從安平四草湖脫隊----，為了與霧峰林家談鴉片買賣-----？見於《巡台退思錄》。為此，我曾去電台大歷史系吳密察教授，不果。」
埔農回答：
這是私人記述，台灣歷史學者所有的資料都是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給的和早期之假漢人留下的，又都是以所謂中國式的壓霸和虛妄思維偽造，所以他們應該查不到。埔農也沒有這方面的文獻記錄。不過，以霧峰林家在清據和日據時期都是勾結官方的假漢人「士紳」看來，「去霧峰林家談鴉片買賣」是合理的事。
吉兄留言：「下面這張照片是1905年日本據台時期，全部台灣平地人口所使用語言的統計表。這統計表內的所謂熟蕃和生蕃在1905年以前全被稱為生蕃，是隘勇線外的平地非漢化民。日本據台接收清國的台灣戶籍文書，1905年以前都是依著清國的台灣戶籍文書，稱隘勇線內的漢化民為熟蕃；稱隘勇線外的非漢化民為生蕃。1905年，需要言語溝通的執行管理機關(軍、警及地理、民情、人文、風俗等調查系統)，開始另依個人「主要常用語言」和「懂第二種語言」做分別的人口統計，才把隘勇線外「略懂客家話或福佬話的所謂平地生蕃社人口」列為「常用語言熟蕃系」；「只能使用其部落語言之所謂平地生蕃社人口」列為「常用語言生蕃系」，以利需要溝通時的辨別。直到1918年，日本據台當局已把所謂山地番社的人口詳細整理出來，才以「生蕃」專稱「山地人口」，所有平地人口則分別註記為「廣」、「福」、「熟」、「生」。這「熟」的註記(略懂客家話或福佬話的所謂平地生蕃社人口)，就是後來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和台灣假漢人、假華人聞達人士以及文史學者所謂的平埔族人。
令我好奇的是，被漢化的本島人，1905年時竟然有466人的常用語言已經是日本語了，這時日本人才佔領台灣10年而已啊！」.
埔農回答：
吉兄所言有關「1905年所有平地人口分別註記為『廣』、『福』、『熟』、『生』」一事，其實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原本就非常清楚，因為他們本來就知道「台灣人都是原住民，台灣人和所謂的漢人、華人一點關係也沒有」。所以，蔣幫中國壓霸集團1945年誑言「台灣光復」，入侵台灣後，立即將日本據台時期的台灣人口資料列為機密，只有極少數他們自己人被准許翻閱。並很快下令將日據時期台灣平地人口有「部落群」等註記之「種別」欄塗黑，再將1918年被日本據台當局改列為所謂「高砂族」的山地人口分成所謂的「山地山胞」和「平地山胞」。重新製作戶口名簿，開始利用學校、新聞、廣播和公文書洗腦台灣人，造成多數日本據台時期有「廣」註記之台灣人誤以為自己是所謂的客家人；多數日本據台時期有「福」註記之台灣人誤以為自己是所謂的福佬人；1905年時有「部落群」註記之「種別」欄則是被塗黑、被「消失」掉了。蔣幫中國壓霸集團於是鼓勵所謂的台灣士紳，在專門來台偽造台灣歷史的黃典權等人之協助下，製作連上中國的所謂祖譜或族譜。這就是現在台灣人被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分化成各個所謂「族群」的原由。
下面是一張由震宇兄提供的照片，是從當時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用自己的報紙做政令宣告之版面拍攝下來的：
至於「日本人才佔領台灣10年而已，竟然就已有466名被漢化的台灣人，其常用語言已經是日本語了」，那些都是清據時期認盜作祖的所謂台灣士紳，他們都勤學霸權侵略者的語文和生活習慣，搶先勾結霸權侵略者以謀取私利，並自抬身價(自以為)，然後藉以無恥地傲視同胞！所以，在日本人才佔領台灣10年的1905年，就已有466名的漢化過深台灣人，其常用語言已經變成是日本語了！
2017年9月2日見到潘智仁先生提供的一份日據時期戶籍資料，上面有同時註記「福廣」，指的是這人同時精通所謂的福佬話和所謂的客家話兩種語言，埔農不禁一陣感嘆。埔農二十多年來，費盡心力向台灣聞達人士及文史學者舉證，說明日據時期戶籍被註記為「福」、「廣」的台灣平地人口，全部都是以其熟悉語言作分別的所謂平埔熟番，這些台灣聞達人士及文史學者全對埔農嗤之以鼻，仍然堅持偽裝是假漢人、假華人，繼續幫助中國壓霸集團奴化台灣人，埔農氣急攻心，曾幾乎吐血。這是因為，72年前除了少數受漢化影響，沾染其惡習，學著為求聞達而認盜作祖，偽裝是假漢人、假華人(如連震東、連戰父子以及黃朝琴等人；120年前則有丘逢甲、林維源、連橫等人)，台灣普羅大眾對於「台灣人絕非所謂唐山人、漢人或華人後裔，台灣人和所謂的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原本都非常清楚，證據在民間到處都有。是因為一些台灣聞達人士為了追求名利，偽裝成假漢人、假華人自以為高級，為虎作倀，幫助蔣幫中國壓霸集團洗腦台灣人，他們掌控了學校教育以及社會教化的所有資源，後來才會有眾多的台灣人逐漸誤以為自己是所謂唐山人、漢人或華人的後裔，誤以為自己和所謂的中國人有任何血緣關係。現在看了智仁兄展示的資料，想到這些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文史學者，自己傾慕中國式的壓霸和虛妄思維，自以為高級，卻把全體台灣人推向那所謂「華人」、「中國人」的火坑，「這些台灣聞達歷史學者真是罪該萬死」的意念突然湧上心頭(對不起，筆出惡言，真是罪過)。
以下是智仁兄提供的日據時期戶籍資料：
修兄留訊息：「請問，我知道日本時代戶籍謄本的種族欄寫福廣熟生，都是台灣原住民，但下一格的『種別』為何戶政單位都一律塗抹全黑?又代表何意義呢？謝謝。」
埔農回答：
「廣」、「福」是常用語言別，所以「種別」欄都會加註是「那一部落群」的「熟蕃」。如果日本人無法確定其所屬「部落群」，則日本據台當局就就寫個一、二、三另外加以區分。蔣幫中國壓霸集團侵略台灣，為了奴化台灣人，為了令當時台灣聞達人士的「認盜作祖」向普羅大眾漫延，就將有「部落群」註記的「種別」欄塗黑。今日的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文史學者)，對埔農懇請從「清國和日本」據台時期之戶籍證據重新正視台灣史實真相的呼喚無動於衷，以「不屑理會」甚至「你算什麼東西」回應埔農的苦勸，實在令人痛心。今日的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文史學者)，已成為多數台灣人無法覺醒的罪魁禍首！
蔡兄留言：「 戶政單位對『種別』欄的解釋，跟埔農前輩說的不一樣。戶政單位說：『本欄係列於戶口調查副簿內，由警察人員依戶口實查戶口種別分為三種，第一種每年查一次，第二種每六個月查一次，第三種每月查一次，每種分類如下：
第一種為官吏，公吏或有資產常識而行為善良者。
第二種為不屬第一種、第三種者。
第三種為受禁錮過之受刑人（顯有悔改者除外）需視察人或為其他警察人員特別注意者。』 我家長輩日本時代的戶籍謄本，『種別』欄沒被塗黑，就只寫『一』。
埔農回答：
這是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的習慣行性誑言，若真是如此，那蔣幫中國壓霸集團把大多數的「種別」欄塗黑又是為了什麼？更何況，這『種別』欄是列在一般的戶籍名冊內，並非在所謂的「戶口調查副簿」內！
蔡兄：「內政部解釋說：『日治時期戶籍調查簿頁，於昭和8年頒行之有關台灣人之戶籍事項規定，戶口調查資料，成為台灣人民戶籍法定文件，依昭和10年6月4日府令第32號修正戶口規則附則規定…同時依修正戶口規則施行規程規定，戶口調查簿頁略作修正，並將有關治安需求之種族等6項欄位（含種別欄）廢止（但副簿仍保留）。前述舊式戶口調查簿正簿之種別欄即以塗黑處理，以符合上開規定。』」
埔農回答：
請別再相信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的習慣行性誑言，若真是如此，則為了什麼要把大多數的「種別」欄塗黑，又留下一些有一、二、三註記的？現在去申請日本時代的戶籍簿影印本，「種別」大部分是被塗黑；有些是寫一、二、三，那現在放在各地戶政所的到底是修正本還是舊本？還是所謂的「副簿」？難道是三種都有，戶政人員是看申請人臉色的差別才印給不同版本？可能嗎？
事實上，昭和10年(1935年)以後出生的台灣人口，其「種族」欄和「種別」欄是停止使用沒錯，但並沒有把過去的「種別」欄塗黑。這「種別」欄是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塗黑的。請看Jacky Cheng提供之以下3份日本時代昭和10年(1935年)以前的戶籍簿影印本，這些是最近才申請出來的，「種別」欄那裡有被塗黑了？是只有註明「部落群」的「種別」欄才遭到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塗黑！
蔡兄：「其實我也覺得奇怪，照中華冥國戶政單位所說，種別『一』為官吏、公吏或有資產常識而行為善良者。我祖輩以上「種別」有被記載為『一』，我不了解，我祖輩以上都是貧農、文盲，如何符合該『一』之標準。」
埔農回答：
蔣幫壓霸集團的胡言亂語多的是，這是所謂中國人的「厚黑學」惡習。事實真相是，種別欄為部落群名稱，如果日本當局不確定其原所屬部落別，就寫一、 二、三註記，一是確定為本島人熟蕃，親日可用之良民；二是確定為一般本島人熟蕃；三是清國戶籍註明為熟蕃，但須特別注意其言行，以免有清國人假冒的可能。
陳教授質問：「你說：1683年以後，並沒有所謂中國福建、廣東人口移民台灣，這些錯誤認知全是來自『中國壓霸集團為洗腦台灣人而偽造、編纂的所謂標準歷史教科書』以及『早期因漢化深而轉性貪婪，寧願認盜作祖的所謂台灣士紳虛構之小說』。我有一些朋友都是台灣歷史學教授，他們有提出證據反駁。但他們似乎不願理會你，所以我就將他們提出的反駁證據列出來給你，看你怎麼說！
《諸羅縣誌》記載：『內郡不得志於有司者，群問渡而東焉。科、歲兩試，此邦人拱手而讓之。』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御史李宜青《巡視台灣后》奏報：『台灣四縣應試，多福、興、泉、漳四府之人，稍通文墨，不得志本籍，則指同姓在台居住者認為弟侄，公然赴考；教官不及問，廩保互結不暇詳，至竊取一衿，輒褰裳以歸。是按名為台之士，實則台地無其人。』
重修臺灣府志卷十二舉人篇：『黃位恩，府學，拔，原籍閩縣。』
還有不少，這些可都是清國據台的官方呈報記錄，不會有虛構了吧！所以，雖然有嚴刑峻罰的『渡台禁令』，還是有人可以利用關係移民台灣。」
埔農回答：
這些埔農很清楚，他們都是最長三年一任聘用之唐山來台「執行強制漢化的教員」。您的台灣歷史學教授朋友們不願理會埔農？是心虛而不敢出來和埔農對質吧！
清國據台，摧毀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 教育制度，執行強制漢化，需要不少基層教員。福建地區一些考不上功名的秀才(有說所謂福佬話的，有說所謂客家話的)，就先應聘來台任教職(秀才是「生員」，只是取得儒學的入學資格而已，並不是一個官職，除了再通過考選〈如廩生有少數津貼〉之外，生員並沒有俸祿，若果未能通過鄉試而考取舉人，亦不足以為官。很多生員在功名上未能更上一層，只能以教書為生)。清國為了加速漢化，也想攏絡台灣人心，於1686年（康熙25年）起在台灣開科舉考試，定有臺灣保障名額。早期台灣人的靈魂精神都還在，大都不願參加。所以康熙年間的《諸羅縣誌》記載「此邦視學之途為迂而無用」；台廈道的高拱乾奏報「台灣讀書之子，特設台額，獲登賢書，較內地之人多額少者，其難易不同。然而……卒業於學者，十不得一焉」。因此，應考者多數是應聘來台的唐山教員，錄取者也多數是唐山教員。由於清國逐年擴大強制漢化的區域，保障名額也逐年增加，很容易錄取。消息傳回唐山，吸引更多的唐山學子來台灣擔任教職，順便求取功名。這些人怎麼會是移民台灣呢？
陳教授續質問：「教員怎麼可以參加考試？你別胡說了！」
埔農回答：
誰說唐山教員在台灣不可以參加考試？陳教授如果也真如台灣歷史學的貴教授朋友，認為是埔農胡說，請看以下事證：
《大清會典事例•禮部•貢舉》明令：「教官及在籍恩貢生、歲貢生、監生，願就本省鄉試者，均許與生員一體考送。」
再看《重修臺灣府志》卷之十二(人物)的記載，錄取舉人、鄉貢、例貢者，很多是「唐山某地來的訓導」，甚至也有不少是「唐山某地來的教諭」(「縣儒學」是一縣之最高教育機關，內設教諭一人，等同現在的教育局長。另設訓導數人，訓導是指輔助教諭的助手，等同現在的校長。而約聘教員則稱囑託)：
舉人：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余正健榜】：王際慧，鳳山附生，龍溪教諭。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施鴻綸榜】：王茂立，台灣(台灣縣，指現在台南市區以外的溪南地區)，龍岩教諭。
康熙五十年辛卯【許斗榜】：楊阿捷，府學，惠安教諭。
鄉貢：
康熙二十八年：王弼，台灣，松溪訓導。蒲世趾，諸羅，古田教諭。
康熙三十年：蔡複旦，府學，閩清訓導，陞永安教諭。馮昆玉，台灣，壽寧 訓導。
康熙三十二年：陳逸，台灣，福安訓導。馬廷對，諸羅，南安訓導。
康熙三十三年：莊一煝，府學，延平訓導。
康熙三十四年：柳夢和，府學，龍岩訓導，陞沙縣教諭。鄭萼達，台灣，永 福訓導。蔡邦彥，鳳山，寧洋訓導。許汝舟，諸羅，壽寧訓導。
康熙三十五年：王日登，府學，泰寧訓導。
康熙三十六年：黃位思，府學，拔，原籍閩縣(持短期赴台的「照身票」冒籍竊取，之前、之後，台灣皆無其人〈請看下段舉證說明〉)。梁六善，鳳山，閩縣訓導。施世榜，鳳山，拔，壽寧教諭。
康熙三十七年：黃元倬，府學，尤溪訓導，陞尤溪教諭。
康熙三十八年：張銓，府學，歸化訓導。張祚，鳳山，南平訓導。
康熙四十一年：陳道南，府學，長泰訓導。
康熙四十二年：陳尚最(勖)，台灣，寧洋訓導。
康熙四十三年：江琳，府學，莆田訓導。
康熙四十四年：葉昕，府學，武平訓導。施瑋，台灣，侯官訓導。陳志，諸 羅，福清訓導。
康熙四十五年：林彥瑛，府學，大田訓導。
康熙四十六年：顏我揚，台灣，歸化訓導。
康熙四十七年：林萃岡，府學，興化訓導。
康熙四十八年：葉道坦，府學訓導。郭必捷，台灣，寧洋訓導。
康熙四十九年：蔡光座，府學，長汀訓導。
康熙五十年：張應時，府學，沙縣訓導。張纘緒，台灣，同安教諭。蘇克纘， 諸羅，崇安訓導。
康熙五十一年：許岡，府學，泰寧訓導。
康熙五十二年：洪登瀛，府學，恩，羅源教諭。林璲，台灣，恩，永福教諭。 蔡振聲，府學，長樂訓導。
康熙五十四年：蔡邦俊，府學，長汀訓導。鄭其灼，鳳山，長泰訓導。鄭隆彤，諸羅，南平訓導。
康熙五十六年：許琇，諸羅，閩清訓導。
康熙五十八年：陳鵬南，台灣，連江訓導。蔡纘烈，諸羅，光澤訓導。
康熙六十年：李欽文，鳳山，南靖訓導。
雍正十年：張士箱，府學，漳州訓導。
雍正十一年：施士燝，鳳山，興化訓導。
例貢：
吳元之，歸化訓導。林廷芳，沙縣訓導。李士敏，延平訓導。張方高，建寧縣訓導。王鳳來，漳平訓導。王純上，杭訓導。吳振經，訓導。林其蕡，泰寧訓導。饒嗣珍，大田訓導。
另一方面，當時考取武進士者，更全部是派到台灣服役的兵員。
還有，《重修臺灣府志》例貢篇開頭即寫到：「雍正二年以後，例貢非由廩生者，不得以教職用。現任教職俱罷去。」
以上請仔細看清楚，再來談到底是誰在胡說！
事實上，這《諸羅縣誌》記載的「內郡不得志於有司者，群問渡而東焉。科、歲兩試，此邦人拱手而讓之」，正是讓給應聘來台任教職的唐山學子。
另外，因為赴台擔任教職是獲取功名的捷徑，趨之者若鶩，有拿不到教職者，就僭用贌商或探親(面會赴台灣任教職的親人)之名申請短期赴台的「照身票」，偷偷參加台灣的科舉考試，有上榜就得以榮歸。所以，才有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御史李宜青《巡視台灣后》的奏報「台灣四縣應試，多福、興、泉、漳四府之人，稍通文墨，不得志本籍，則指同姓在台居住者認為弟侄，公然赴考；教官不及問，廩保互結不暇詳，至竊取一衿，輒褰裳以歸。是按名為台之士，實則台地無其人。」李宜青奏報的「實則台地無其人」，是因為上榜者自然榮歸唐山當官；落榜者也必須持「照身票」回唐山去，當然「在此之前、在此之後」都「實則台地無其人」。
講到清國為了加速漢化台灣，開科舉以名利誘引台灣人，埔農不由得想到「少數禁不住誘惑，取得功名後認盜作祖的所謂『台灣士紳』」，現在就舉兩位為例：
續修臺灣府志卷十二舉人篇記載：「乾隆十八年癸酉(駱天衢榜)：王克捷，諸羅附生，中舉人。」為第一位臺灣本籍出身的進士。後來王克捷卻自己虛構「字必昌，祖籍福建晉江，幼隨父高霖自泉州渡台，居於諸羅。」
續修臺灣府志卷十二例貢篇記載：「黃璧(附生)、吳洛、郭大通(附生)、…、蕭復旦、楊志申，以上俱彰化人。」明明是彰化人，後來吳洛又自稱「字懷書，泉州晉江人(又是泉州晉江)。父親吳家槐曾任漳邵鎮標千總。」
早期的所謂臺灣士紳，由於漢化過深，陷入所謂漢人的虛妄情結。在獲取一點功名之後，以漢化民的身份自以為高級了，即紛紛認盜作祖，偽造所謂家譜、族譜。不少這些所謂「台灣士紳」，為了偽造更漂亮、更顯赫的所謂家譜、族譜，甚至在獲取進一步的功名之後，立即更改被冠上的所謂「漢姓」，重新認祖(請看《重修臺灣府志》卷之十二)。
正如《華夏姓氏之謎》所記(所謂的華人自己招認)：「明清時期，江湖上專有一類爲人僞造世系、家譜的「譜匠」，彼輩預製一套可通用之道具，多託始於南宋,如名人序跋、遠祖遺像、朱子題字。不論張姓李姓，但將名姓一改，即覺天衣無縫……在「譜匠」之手，既可作張家之遠祖，亦可作李姓之兒孫。」於是，不論有否改姓，那些虛構的所謂家譜、族譜就都看似有模有樣。所謂的臺灣士紳，從此大搖大擺以假漢人、假華人姿態傲視家鄉、鄙視祖先，不但認盜作祖「不覺可恥」，還四處耀武揚威，欺凌自己的同胞。
陳教授說：「哇！非常感謝你的詳細舉證說明，這才讓我看清楚事實和真相，真有隔世的感覺。」
但是我想，這些歷史學教授朋友不是邪惡之人，如果你不是顯得那麼咄咄逼人，也許他們會肯用心聽你講解才對！」
埔農回答：
埔農咄咄逼人？陳教授何不看看十多年來，埔農為了希望台灣的古今真相能早日重見天日、台灣人能早日清醒，是如何的低聲下氣，是如何的懇求您的教授朋友，拜託他們看一下埔農所列舉的史實證據、聽一下埔農的解說。您的教授朋友之回應不是「埔農算什麼東西」就是「不屑理會」，埔農這才轉而對台灣普羅大眾實話實說，這是埔農無奈之下不得已的做法。如此這般的再三事先禀報，埔農對您的教授朋友們還不夠尊重嗎？
埔農知道，由於您的教授朋友們全面掌控了學校教育和社會教化，台灣人受他們影響已久、已深，使得埔農面對台灣普羅大眾的用心，必然事倍而效果稀微，但埔農還是必須勉力而為。這是埔農無他計可施下唯一能做的。就如陳教授替他們指教埔農的「胡扯『雖然有嚴刑峻罰的渡台禁令，還是有人可以利用關係移民台灣』」，陳教授的教授朋友們不肯面對埔農的舉證，卻仍繼續以這些「似是而非」，「先掩飾真相再移花接木」的「中國厚黑學」手法，幫助中國壓霸集團繼續洗腦台灣人、奴化台灣人，簡直就是在出賣台灣。瞭解以上事實後，陳教授還真的認為是埔農在咄咄逼人嗎？如果您的教授朋友們肯稍稍看一下埔農所列舉的史實文獻證據，那埔農又何必拖著殘弱的老命來學用臉書，以訴諸理性的台灣大眾呢！
陳教授說：「好吧，我就試著勸說歷史學教授朋友們，看他們是不是可以和你連絡。」
埔農說：
如果陳教授的教授朋友們能面對埔農的舉證，不只是埔農，所有台灣人應該都會對陳教授感恩，埔農也會對您的教授朋友們更加尊敬，埔農甚至可以立即關閉臉書帳號。恭候佳音，感謝您！
【至今沒再有陳教授的消息】
有楊先生問：「你前文列舉應考者多數是短期應聘來台的唐山教員，錄取者也多數是唐山教員，卻在『黃位思，府學，拔，原籍閩縣』之後以()說『持短期赴台的照身票冒籍竊取，之前之後，台灣皆無其人』。可是《重修臺灣府志》明明有記載『其孫元寬，雍正乙卯解元』，既然黃位思的孫子還在台灣考取解元，表明黃位思就是移民。所以，請你以後不要再講『1684年以後沒有唐山移民在台灣入籍』。」
埔農回答：
唉！首先請問，於黃位思拔貢之前與之後，有誰在那一份清國據台文書見過有黃位思這個人的記載？另外，請問楊先生可有查過黃位思孫子黃元寬的清國官方記錄？
根據清國官方記載，黃元寬世居福建福清縣，從未有家人移居他地的記錄。黃元寬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乙卯科福建鄉試舉人第一名(稱解元)，顯示這「原籍閩縣，其孫元寬，雍正乙卯解元」是重修《臺灣府志》時加註上去的。《重修臺灣府志》是諸羅縣訓導陳繩參閱范咸的纂修，於乾隆十年（1745年）重修。所以，若不是黃位思是早已因冒籍竊取被查獲懲處(假藉贌商或探親名義申請照身票，來台冒考被檢舉而受重杖、革功名甚至徙三年的很多，單福建巡撫余文儀辦的案子就有10人受重懲)，就是黃元寬中解元後才有人舉報，所以由范咸或陳繩公開加註。也所以，受此事影響，黃元寬於乾隆二年（1737年）丁巳恩科中進士，卻仍未受命應有官職，僅於乾隆十二年（1747年）被派到臺灣府任儒學教授。楊先生怎麼會說出「黃位思孫子在台灣考取解元」這樣的言語呢？
楊先生再問：「好吧，這算是我的疏忽。但是，《重修臺灣府志》又有記載，『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台。蓋惡惠、潮之地素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歿，漸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這『琅歿，漸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不就是可以渡台移墾的意思！」
埔農回答：
請楊先生看仔細，這段言語註明是「附考」，「附考」是「附帶有此一說」。若真有可准渡台移墾的律令，就直接寫「某年某月某日開放渡台移墾，有某、某、某渡台在何處移墾」即可，何必另以「附考」一提？「附考」是讒媚長官而已！
事實上，這段「附考」是轉述夏之芳的《理台末議》。夏之芳是雍正六年（1728年）以欽差御史身分前往台灣巡視，兼理學政留任一年而已。《理台末議》是夏之芳離台所作，有如小說或個人臆想，所以稱「議」。且夏之芳在台僅理學政，更是在上位，接觸的不是教員就是漢化的所謂士紳和學子，因知道1684年的「渡台三禁令」有「商民可准許申請路照(照身票)來台」及「禁止潮州惠州之人申請」，卻不知「此等商民是為從台灣挖掘資源以及為取得特定農產品供應中國而特許入台的契作人員（贌商），最多僅能停留數月(『必將赴臺何事，歸期何月，敘明照身票內，汛口掛號，報明駐廈同知、參將存案，回時報銷。倘有過期不還，移行臺地文武拘解回籍』《經理臺灣疏，藍鼎元》)，須押送收成回唐山。再有必要來台灣，須重新申請短期赴台的所謂『照身票』，非此等贌商是被嚴禁的」，又見到士紳、學子福佬語系多客語系少，才會有「琅歿，漸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之臆想。1722年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離台多年後所作的《台海使槎錄》卻引用晚他6年到台灣的夏之芳這段話，再看《台海使槎錄》和《理台末議》都是以所謂的漢人虛妄思維，僅憑道塗說以及掠過眼前的一瞥想像，誑言妄語充斥。連虛妄成性的所謂中國人鄧孔昭，也不得不承認：「既然是清廷既定禁令，何以施琅歿，即『漸弛其禁』？」而且這段論述並無其他官書史料可佐證，鄧孔昭更直說「《理台末議》不可信」，為何楊先生就認為可信？
楊先生又質疑：「『渡台三禁令』我知道，是在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滿清佔據台灣後，即時公佈的『台灣編查流寓則例』中。其實更早就已有《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條『一切、官員及軍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經商者，或移往外洋海島者，應照交通反叛律處斬立決。府縣官員通同舞弊，或知情不舉者，皆斬立決』。可是，此後還是一直有『台灣知府周元文提出《申禁無照偷渡客民稿》』、『藍鼎元提出《經理臺灣疏》強調嚴禁偷渡、嚴格審查給照』等，一再重申應嚴禁偷渡、嚴格核發照單，當然表示查獲的偷渡者不少，必有漏網者！」
埔農回答：
從楊先生的認識看來，楊先生應是歷史學者。所以，請楊先生仔細想想，如果是偷渡成功的話，又如何入籍？買通在台唐山滿官嗎？如果是買通在台唐山滿官，派台唐山滿官最長三年調換一任，不被繼任官員呈報而遭殺頭嗎？(繼任官員呈報前任疏失的例子不勝枚舉)，1894年以前，有誰見過那一個所謂漢人的唐山滿官，敢大膽違抗「大清律令」？唐山滿官之所以到任前、在任中，一再重申應嚴禁偷渡、嚴格核發照單，是因為清國對待唐山滿官從來都「一手給名祿、一手持劍」，唐山滿官視侍君如伴虎，得名祿前後都以自保為重。被派在台灣原已苦悶，萬一失職又會遭受較國內更嚴厲的刑責，當然希望能將萬一生事的大部分責任推給閩、粵沿岸官員，以減輕駐台期間的心理壓力。派台唐山滿官之所以到任前、在任中一再重申應嚴禁偷渡、嚴格核發照單，是為了強調「萬一真有人膽敢偷渡」，國內官員的責任應該大於駐台官員，先據以自保，絕非「偷渡者不少」。再說，偷渡者既不可能入籍，在台灣要保命就必須避人耳目，要如何生活？又非得橫渡險惡的黑水溝不可，會想要偷渡到台灣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所以，閩、粵兩地偷渡出海者，都是前往南洋。請問楊先生，您在那一份台灣的清國官方史實資料裡看過幾個偷渡者了？那來的「查獲的偷渡者不少」？
洪兄補充說：「有偷渡但極少，極少偷渡來台灣後因無法結婚沒地方住就睡在廟前門的18羅漢圖像下面，所以羅漢腳的由來就是這樣，這些漢人羅漢腳沒有子嗣也沒結婚。死在台灣，台灣人善心，就把火化過的骨頭放在墳墓旁的小廟。因為沒有姓名，所以稱為百姓公的由來即如此由來」
埔農：
洪兄博學瑞智，這是台灣聞達學者都知道，卻極少人願意承認的史實真相。
楊先生說：「算你厲害。不過，你別得意。臺灣縣志就記載：『酌議名口，就現任候選官員，或紀錄、或加級，廣勸召募。在貧民有渡海之費，相率而前。到臺之日，按丁授地，並將偽遺生熟牛隻照田給配，按三年起科之令，分則徵收；不特人民彙集，抑且野無曠土，田賦日增，國勢軍需有攸賴矣。』這就是招募移墾的證據，我看看你還有何話說！」
埔農回答：
唉！首先，二十多年來埔農何曾得意過？今日台灣聞達人士紛紛認盜作祖，更以中國式的虛妄思維幫助中國壓霸集團繼續奴化台灣人、出賣台灣，似乎非置台灣於死地不可。在這情形下，埔農終日不是悲就是嘆，偶爾是會禁不住忿，那來的得意？
至於楊先生的這段臺灣縣志記述，是當時諸羅縣知縣季麒光一時興起，發想所言中的後半段而已。埔農不知楊先生只是聽說而引用，還是故意遮掩前半段，希望不是故意遮掩才好。
季麒光發想的原文是：「招集丁民之宜議也。國家根本之計，莫先於戶口；故庶而後富，為從來起化之原。臺灣自偽鄭歸誠以後，難民丁去之、閒散丁去之、官屬兵卒又去之，卑縣設法招徠，雖時有授塵附籍之人，然重洋間隔，聞多畏阻而不前。況南北草地一望荒蕪，得人開墾，可成沃壤。合無請照昔年奉天四州招民之例，酌議名口，就現任候選官員，或紀錄、或加級，廣勸召募。在貧民有渡海之費，相率而前。到臺之日，按丁授地，並將偽遺生熟牛隻照田給配，按三年起科之令，分則徵收；不特人民彙集，抑且野無曠土，田賦日增，國勢軍需有攸賴矣。」在嚴刑峻罰的清國律令下，季麒光敢呈報他的一時妄想嗎？身為諸羅縣知縣，季麒光真敢呈報，也必須先呈報知府，台灣知府敢呈報嗎？有呈報嗎？何來招募移墾？
季麒光所言「卑縣設法招徠，雖時有授塵附籍之人，然重洋間隔，聞多畏阻而不前」，是在說「為從台灣挖掘資源以及為取得特定農產品供應中國，是有招來贌商(定期契約商人)，雖然應徵者在台灣可獲得「授塵附籍」(「授塵」是撥給有頂棚遮蔽的屋子住；「附籍」是准予暫時依附寄居)，但因畏懼黑水溝的險惡海象(贌商須自己雇船來運回取得的物資)，還是沒有幾人願意來」。這後半段的「酌議名口，就現任候選官員，或紀錄、或加級，廣勸召募。在貧民有渡海之費，相率而前。到臺之日，按丁授地，並將偽遺生熟牛隻照田給配，按三年起科之令，分則徵收；不特人民彙集，抑且野無曠土，田賦日增，國勢軍需有攸賴矣」是季麒光閒聊時的發想，那來的招募移墾？
事實上，清國官方所記載的「拓墾」就是這種短期渡台的贌商；而小說形式的所謂「拓墾」，則全是台灣假漢人士紳的勾結唐山滿官，侵佔其他台灣人土地(見劉銘傳《清賦的12項建議》)。
楊先生還是堅持說：「因為我看過的資料沒有完整舉出這前半段，是我一時疏忽。但是，雖然你能舉證很多文史學者的錯誤認知，我還是無法承認你那『完全沒有唐山移民在台灣』的說法，因為我有不少學術地位崇高且受人尊敬的同儕，都不認為你的舉證有多重要！」
埔農回答：
這埔農有確實感受到。但請楊先生仔細想想，如果史實證據不重要，難道「被壓霸中國人的謊言牽著鼻子走」比較重要？還是「偽裝所謂的假漢人、假華人自以為高級」更重要？
請再回想一下：
1. 清國稱霸後頒《大清律例》的「如有私自出海經商者，或移往外洋海島者，應照交通反叛律處斬立決。府縣官員通同舞弊，或知情不舉者，皆斬立決」，就能看到滿清政府取締出海移民的嚴厲苛酷。
2. 清國侵台視台灣為敵境，立即再加上特別嚴格禁令《台灣編查流寓則例》的「內地商民來台貿易者(贌商)，須由台廈兵備道查明，並發給路照，出入船隻須嚴格檢查，偷渡者嚴辦，偷渡之船戶及失察之地方官，亦照法查辦。渡台者(官兵、雇員和贌商)不得攜帶家眷，己在台者不得搬眷來台。潮州惠州之地，為海盜淵藪，積習未脫，其民禁止來台」。
3. 1788年以前除了幾次短暫准予攜眷，嚴苛禁令何曾鬆弛過？1874年起渡台禁令廢止21年，准許工商赴台，也是列入流寓名冊。
4. 更別忘了羅縣知縣季麒光所坦承的「臺灣自偽鄭歸誠以後，難民丁去之、閒散丁去之、官屬兵卒又去之」，可見大清律例雷厲風行，無敢稍有疏失。
難道這些事實也都不重要？學術地位崇高且受人尊敬的文史學者到底怎麼了，真的被洗腦到了這種地步嗎？
楊先生繼續說：「你不要咄咄逼人，你這是損人不利己！」
埔農回答：
請楊先生回想一下，兩、三年以前的十幾年間，埔農不是一直懷著誠心敬意在向「地位崇高」的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文史學者)稟報嗎？是因為懇求無人理、苦勸沒人聽，埔農不得已，只好轉而訴之理性的大眾實話實說，期待多數台灣人瞭解台灣的古今真相，尋回台灣人應有的尊嚴，台灣的將來也才會有能免除危殆的希望。怎麼現在卻說埔農咄咄逼人？
楊先生說「損人不利己」，埔農從來不敢損人，實話實說全只是期望「台灣人能有尊嚴的自立」。埔農從不願指名道姓(以免被誤以為是針對個人)，以前甚至連「可能引人猜想」也盡量避免(現在見有朋友舉出人與事，埔農也只是直接舉證回答)。至於己身之利害，則埔農從未想過，也所以20年來埔農才得以未曾氣餒。
楊先生又說：「你似乎得一點理就自以為是了！你所說的聞達人士(尤其文史學者)，他們有今日的地位，都是長年努力而來；他們倍受推崇，必是有所貢獻，也言行得人心。你何不也想想，你至今無名無位，是不是自己學養和能力有問題？既是學養和能力有問題，要人如何看得起你？」
埔農回答：
楊先生說到重點了。
首先，埔農從來不敢、也不曾「自以為是」，所以埔農一直在強調，關於埔農所列舉的史實和證據，任何有不同認知的朋友，都請隨時提出質疑或反駁。有任何人要來謾罵，也十分歡迎，只請求留給埔農進一步舉證回答的時間和空間。若有文史學者自認回應埔農是浪費時間和體力，埔農也曾經願意付鐘點費請他們來討論或辯駁，就當作授課有何不可？埔農現在的態度還是一樣，有文史學者要來討論或反駁，埔農可以支付其所提鐘點費。如此懇請諸位來舉證論述或糾正，楊先生還說埔農「自以為是」，那埔農就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避免「自以為是」了。是不是請楊先生指教，「要怎麼做才得以不『自以為是』」。
其實，埔農一直是從事自然科學工作，台灣文史學者擁有的歷史實證資料一定比埔農多，除非台灣文史學者對自己的認知也欠缺信心，甚或自知理虧，否則不應該會拒絕埔農的邀請。
至於「聞達人士(尤其文史學者)，他們有今日的地位，都是長年努力而來」是事實，問題在於他們所努力的方向。現今的台灣人都是在歷經72年中國式洗腦教育中長大，台灣聞達人士多數是全心全意認真學習才能脫穎而出的所謂「優秀」學生，早年死背中國壓霸集團為奴化台灣人的偽造文書、死記少數早期假漢人士紳以小說形式虛構的人和事，在蔣幫中國集體的壓霸肆虐下，奮力往上爬，爭取「名位」，本是無可奈何，埔農也不敢厚非。但是，在多數台灣史實證據之文獻已被攤開20多年的今日，台灣聞達文史學者如果自己還是堅持不肯面對這些史實真相，寧願繼續認盜作祖，偽裝為假漢人、假華人而自以為高級，更利用既得的利益和名位，持續誤導眾多台灣人，使得不少台灣人受連累而輕易誤以為自己是唐山人或漢人後裔，導致今日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模糊且混亂，造成今日台灣國家處境的危殆，請大家撫心自問，這對得起賜予我們生命的祖先嗎？對得起養育我們長大的這台灣土地嗎？
談到「名、位、學養和能力」，「學養與能力」是自我要求所應有的知識、明辨以及主導出的行為，「名與位」是對外追求加競爭得來，是不同的層面。當然，在現行權貴肆虐的社會，很多人學習知識、建構能力，主要是為了從追求「名位」的競爭中勝出以獲利。但仍有不少具心靈智慧之人視「學養與能力」為人格應有的成長，視「名位」為生活的負擔。事實上，在「名位」的檯面之外，「學養和能力」到處不少，拿「名位」評斷「為人」以及「言論」的價值，實在不智。
事實上，追求「名位」的過程，大多必須迎合權勢之人以獲取青睞，所以經常會忽視真相的辨認、放棄尊嚴的保持，還會時常悖離正義的維護，更繼而污損自己的心靈，以致養成隨惡水逐流的習性。相對的，遠離「名位」不需迎合權勢、不受名利牽絆，可以輕鬆拒絕虛榮和惡勢力的扭曲，正是得以保持純真的靈性智慧之環境和樂園。因而，在權貴肆虐的社會中，真理、真相和正義常是在未受污染的檯面以外才找尋得到。也所以，「名、位」和「學養、能力」常見是背道而馳的。對「名位」的崇拜，是現代權貴肆虐的社會中，「正義不張、真相不明、百姓遭受欺壓、地球被污染與破壞而走向衰滅」的元兇。請切莫將「名、位」和「學養、能力」畫上等號，這是一種容易誘發邪惡的迷思。
埔農既無名位，更自知學養和能力不足，從來不妄想要被看得起，埔農只是懇求大家仔細看看埔農所蒐集的史實真相之證據。埔農所舉出的真相證據都是現存的資料，只要用心找就有，任何人都找得到。也由於埔農自知學養和能力不足，每找到一筆證據，只認知是「有此一說」，必經過從各方正式文獻的再三比對，證實無疑才敢示人。也所以，埔農希望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文史學者)，有不同認知可逐項舉出自己所相信的事證來辯駁，別一貫以「名位」自欺欺人。經常「不屑理會」更容易被認為是心虛。
楊先生還有疑問，請趁埔農的健康現在還能勉強維持，歡迎繼續指教。
張兄問：「台灣民族性電影好像從來沒有拍攝過台灣原住民對抗明鄭、大清的革命影片，大多以漢人思維反抗日軍為主，如賽德克巴萊、一八九五......等。因為從影者本身認為自己是唐山子孫（祖先來自唐山），而明鄭、大清據台時期是唐山人管理所謂的台灣，對他們來說都是同胞（不算殖民），只有日本、荷蘭才是異族、敵人，所以拍那類影片無形中是給所謂的台灣原住民（高山族人、平埔族人）洗腦，看來影視界台灣假漢人確實不少。誠如老師考究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都是所謂的台灣平埔族人，如果他們革命事蹟可以被拍成電視、電影，應該會相當激昂感人，更能喚醒所謂的台灣民族心，可惜沒有頭腦清明的製作人、導演來........」
埔農說：
這是因為，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文史學者)多數是全心全意認真學習才能脫穎而出的所謂「優秀」學生，早年死背中國壓霸集團為奴化台灣人的偽造文書、死記少數早期假漢人士紳以小說形式虛構的人和事，在蔣幫中國集體的壓霸肆虐下，奮力往上爬，爭取「名位」，於是漢化過深，寧願認盜作祖，偽裝為假漢人、假華人而自以為高級，鄙視自己的祖先以及文明和文化，更利用既得的利益和名位，持續誤導眾多台灣人，使得不少台灣人受連累而輕易誤以為自己是唐山人或漢人後裔，導致今日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模糊且混亂，造成今日台灣國家處境的危殆。這是埔農拖著殘弱老命，仍不得不盡力向台灣理性大眾展示史實真相之證據的原因。
頭腦清明的製作人和導演是有，金馬獎動畫導演康進和先生即是其中一位。可惜的是，在台灣聞達人士以假漢人、假華人的姿態幫助中國壓霸集團做種族精神清洗的情況下，頭腦清明的製作人和導演就被排擠成小眾文化的執著者，沒得到應有的資金挹注，以致沒有(尚未)發展成應有的正面社會效應。恰巧有源利兄的瑞智提點，埔農在此呼籲、懇請理性清明的有識台灣人，定要全力支持這些頭腦清明的製作人和導演，期待加速台灣大眾的清醒，台灣才會有希望。願天佑台灣！
張兄問：「1689年臺灣府志（蔣志）卷七，戶口，臺灣府：「民戶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七；番戶二千三百二十四；口偽額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底定存冊一萬二千七百二十四；續招徠三千五百五十；實在民口三萬二百二十九：男子一萬六千二百七十四，婦女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實在番口八千一百零八；另澎湖民戶五百二十三；口偽額九百三十三；底定存冊五百四十六。」能請埔農老師解說一下這「民戶、番戶、口偽額、底定存冊是啥？續招徠又是啥？」嗎？
埔農：
蔣毓英是清國派台第一任知府。蔣志台灣府志其實是到任後的1684年即開始撰寫呈報，所謂1689是刻印年。「民戶」(12,727戶指的是台灣府管轄內，即現在的台南市區內)，是對鄭氏集團之實際統計戶數；「底定存冊」是鄭氏集團自己留下的名冊戶數；「口偽額」是鄭氏集團自己名冊的人口數；「續招徠」是不在鄭氏集團自己的名冊內，由清國官兵統計出來的其他唐山人(所謂漢人)人口數，這些是已遣返清國或等待遣返之人。「番戶」是已受到控制，並在執行強制漢化中的台灣人戶數。
潘兄留言：「『台灣人的血緣來自何方？』公視、原視一直在播，內容都是穿鑿附會的臆斷，能不能請你依科學證據的事實說明，以解困惑？」
埔農回答：
台灣人的血緣來自那裡已難查證。然而，2003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Douglas L. T. Rohde教授，以現在世上所有人類的基因做研究，利用電腦計算，分析人類基因關連性，得出「台灣人是現今生活在地球上之人類的共同祖先」之結論；並確定，非台灣人混血子孫的各地原始人，都已因為體質或智能上的缺陷而從地球上消失。
現在台灣的歷史和考古學者，卻仍在訴說著「人類起源於非洲」的舊假說。事實上，非洲原人並非現代人，連最接近現代人的歐洲「尼安徳塔人」都早已消失，其特有基因也都已不復存在，那來的「台灣人也是來自非洲」？所以，台灣人應該是在本地(Paccan)自行進化而來。若有學者另有意見，可以請他來反駁，埔農會就其疑問給予進一步證據，讓他心服口服。
洪兄說：「漢人來台在荷蘭人治台時期，輸入幾十萬華奴，那時這些華奴在工作之餘，與西拉雅女子譜下戀曲，可能的華人血統可能是來自於此。」
埔農說：
荷蘭人據台時期唐山移工僅數千人，由於唐山人野蠻又缺乏教養，台灣人根本不理會他們。台灣人甚至還曾協助荷蘭人平定唐山人之亂(郭懷一帶頭)，這些事實荷蘭人記載得很清楚。72年前的台灣人完全沒有所謂的華人血緣，埔農已舉出上百條證據，林媽利教授的DNA檢測也已證實。所以，請大家不要再受「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文史學者)之配合中國壓霸集團」的洗腦。任何堅持不同認知者，懇請拿出所謂的證據來反駁，引述「認盜作祖偽裝為假漢人、假華人之學者配合中國壓霸集團」的偽造文書，會阻礙台灣人自立自強的希望。
張兄留言：「今天在誠品翻閱到一本（共三冊）2017年12月國史館全新審定版伊能嘉矩著作的《台灣文化志》，我看了一下午，發現書中有許多漏失史料（沒有描述的事），如清侵台後，把鄭氏帶來之漢民遣返唐山，以及海禁政策中有特許來台之官兵、教職、工匠……等三年內任滿回唐山之事，也都沒有記載，全書還是唐山移民色彩濃厚。
這本《台灣文化志》是日本人伊能嘉矩著作的，怎麼內容也是（漢人思維）來寫台灣史，會不會是國史館『動手腳』，把伊能嘉矩之原著內容有部分删除？我很謹慎的翻閱，部分內容和老師您敘述的有差異（甚至很多資料沒有），倒像是國民黨人寫的台灣史。」
埔農回答：
伊能嘉矩原是擔任行政工作的臺灣總督府雇員，並未接觸日本接收自清國的臺灣戶籍資料。他對台灣平地人口之認知，都是來自臺灣假漢人的所謂士紳(一如清末來台的加拿大傳教士馬偕〈Rev George Leslie Mackay〉，馬偕於1871年12月30日到臺灣之前，已先在唐山的廣東、福建居住過，對於所謂漢人或唐山人早有了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1901年6月2日病逝於淡水寓所），就誤以為說福佬話或客語者為所謂的漢人或唐山人。由於伊能嘉矩完全不瞭解台灣4百年來的史實，等接觸了說著不同語言的台灣人，伊能嘉矩發現「土地不大的台灣竟然有各種不同的口音」，使原本就對人類學懷有興趣的他，轉向做「清國漢化民」以外的所謂台灣「異民族調查研究」。在早期所謂台灣士紳和現代台灣聞達人士「認盜作祖」的影響下，伊能嘉矩與同事田代安定的調查研究，遂成了後繼的世界人類學者認知和研究台灣人(Paccanians)的基礎。外國人這種因為不瞭解事實造成的錯誤認知，卻也變成今日假漢人、假華人當上癮了的台灣聞達文史學者繼續「認盜作祖」的藉口。這是「先掩飾真相，再倒果為因」的所謂「中國厚黑學」手法。台灣聞達文史學者自己深陷中國式的虛妄迷思，大言不慚地幫助中國壓霸集團繼續洗腦台灣人、奴化台灣人，事實上就是在出賣台灣！
馬偕、伊能嘉矩等外人因無知導致之誤解，是台灣人(Paccanians)的無奈。而台灣聞達文史學者不論是被「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帶來專門偽造歷史、洗腦台灣人的黃典權等人」牽著鼻子走，還是一如早期所謂臺灣士紳「認盜作祖」的這麼「不覺可恥」，都是讓人萬分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