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所謂的台灣人口，清國、日本戶籍記載全都是福爾摩沙原住民土著，哪來的唐山人移墾？
所謂的台灣絕非移墾社會
今日台灣的困境，全因為台灣聞達人士自己身份的迷失。今日台灣歷史學者對清國及日本據台時期的認知，都是受連橫、邱逢甲等假漢人以及後來於1949年中國蔣幫壓霸集團帶來台灣的黃典權等人牽著鼻子迷途走向中國。以黃典權為首的中國寫手，奉蔣幫壓霸集團之指示，為呆奴化台灣族人，他們翻查漢人滿官以侵略者心態留下的文書，以及日本據台時期留下的文件，加以扭曲改寫再偽造。
台灣聞達人士，雖能警覺中國人的自大、貪婪、陰狠、壓霸且慣於偽造文書而知道要拒絕、要反抗，但心態上仍然受到『台灣人被洗腦後身份的迷思』所禁錮，自以為是漢人後裔（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自以為至少是半漢人（次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而在所謂風行草偃的劣幣驅逐良幣作用下(當市場上偽幣的使用率與數量超過真鈔時，偽幣很快會成為通行貨幣，真鈔反而會遭丟棄)，使得一般台灣民眾更受到深化迷惑。因為大眾的錯誤認知，無論是來自學校教育或社會教化，絕大部分都是受檯面上的聞達人士所影響。
跟著中國壓霸集團胡扯只要三言兩語，要詳細舉證反駁蔣幫中國壓霸集團70年來根深柢固的洗腦改造，則可寫成厚厚的一本書，甚至多本書。多位歷史學者常以清國所掌控的台灣人口記載，堅持說：『台灣人口於17世紀原本僅有6萬多人，此後漸多中國閩南地區唐山人移入，到18世紀中已增至60來萬人，怎麼不是移墾社會？』。
事實上，這6萬多人數字是來自清國侵台初時，載明一開始即為清國所掌控的部分，是初期即被迫順服的台灣人口數而已。尚未接受管轄的台灣人口數又有多少呢？
首先，若按照聞達歷史學者所認定，在17世紀時的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族人僅有6萬多人，近50年內移入50多萬單身男性唐山人(依照台灣聞達人士自己解釋的無唐山嬤)，那這些單身唐山男子那來的妻子繁衍子孫？如果沒結婚，他們百年內不全死光而無存？拜託，不要又想硬誑說「是從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族人處搶來的」！這樣會害大家吐血的！若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族人真如他們所說僅有6萬多人，那婦女也僅3萬餘人，可以搶來結婚生子的婦女必低於2萬人。即使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族人可以結婚生子的婦女都被搶光了，那50萬餘單身男性唐山人能繁衍多少子孫留存？再說，迷糊的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族人之認盜作祖源頭，都在中國福建泉州、漳州以及鄰近的幾個鄉里。若這些地方在17、8世紀於50年內大舉外移50多萬人，多數必成空城。這是驚人的歷史大事，中國怎麼可能全無記載？這些地方所記載的僅有零星的渡台人數(奉派赴台任職，是官兵、工匠、贌商以及專職強制漢化的教員、教官和訓導，均3年內遣返)。「移民屯墾」的說詞有這麼多的矛盾，只要是頭腦清楚的人，根本不必翻查史實證據，有誰會相信這種騙局？頭殼壞了嗎？
而事實證據是：
1686年台灣府志(蔣志)記載，全台灣已掌控的民口數(已漢化)僅60,457人，已歸順未漢化番口數僅16,216人。台灣府(今台南市區) 已漢化民口數為30,229人，已歸順未漢化番口數為8,108人。台灣縣(今台南市區以外之部分大台南地區，當時的曾文溪以南) 已漢化民口數為15,465人，並無番口數。鳳山縣(今高屏地區) 已漢化民口數為6,910人，已歸順未漢化番口數為3,592人。諸羅縣(嘉義以北，包括整個台灣中北部廣大地區)已漢化民口數為7,853人，已歸順未漢化番口數為4,516人。所以，當時被清國所掌控的部分已歸順台灣平地原住民，才僅6萬多人。若要說有記錄的台灣平地原住民，單荷蘭據台時期，就已有近10倍之多。
其中最為台灣文史學者故意忽略的是，荷、鄭、清侵台都是以當時的溪北(當時的曾文溪以北的部分大台南地區)及台灣縣為根據地，以後才逐漸由此地區向全台擴張，所以台灣縣被強制漢化最早，也因而1686年的台灣府志(蔣志)中，台灣縣全體被掌控人口皆是民(所謂的說漢語漢化民)，已經沒有『已歸順未漢化番口數』，僅載有『續招徠1,496人』(指3年內續完成強制漢化1,496人後，台灣縣內掌控得到的人口，已經全數完成強制漢化)。事實上，荷蘭據台末期，單荷蘭人就記載，這區域住有十萬的台灣平地原住民。而且時至今日，當時台灣縣轄區內，自知、並承認自己是台灣平地番，但官方文件卻一直記載著『福』的民，現在至少還有上萬人，不知台灣文史學者對自己的堅持是『移民後代』又要如何自圓其說？
到了1730年 ，亦即雍正8年，5月24日，南澳總兵許良彬的奏摺說：「台灣番社新舊歸化內附戶口，不下貳、參萬社，每社男婦老幼多至壹、貳百人，少亦不外數十眾。」依此奏摺，光是已接受管轄的台灣原住民至少有60萬人，尚未接受管轄的台灣人又有多少呢？所以，只要是明眼人，一看即知，這17世紀原本僅有6萬多的人口計數，到18世紀中的60來萬台灣人口計數，是漢化民口數與漢化中番口數的急遽增加。這些人口計數，都僅是表明被清國所掌控的部分已順服台灣人口數而已，所以才在前50年間暴增10倍。難道台灣聞達人士仍堅持這是漢人移墾所致？ 何況還有嚴厲執行的「渡台禁令」！
所以，只要比較一下1686年和1730年的清國記錄，被登錄的已掌控之台灣平地原住民人口，由17世紀的原本僅有6萬多人，至18世紀中增至60多萬人有何奇怪？那裡有移民存在的空間了？
再說，1756年(乾隆21年)的喀爾吉善奏摺，稱台灣住有「土著流寓并社番，男女老少計660,147人」。許良彬奏摺和喀爾吉善奏摺二者都沒說台灣有任何墾殖移民。土著指已被漢化的台灣人；流寓是受官方聘用或特准來台的漢人臨時人口；社番指接受管轄，但尚未完全漢化的台灣平地族人。(尚未受到管轄的平地族人則未計入，山地居民因封山令而被忽視）流寓另包括契約唐山人工匠(皆任滿遣返)；以及為生產特定農產品供應中國而特許入台的短期農作物契作人員(贌商)。這時已又經過26年，請仔細想想，扣除自然人口增加率，這些唐山來的流寓人口能有幾人？何況他們又都必須在三年內遣返！
這就是17、18世紀中，台灣人口真相的證據，那來的移民？
所謂「土牛」、「土牛溝」和「土牛紅線」正是沒有唐山人移墾的證據
有不少所謂的台灣人歷史學者，在看了筆者舉出的這麼多「早期台灣聞達假漢人和蔣幫中國壓霸集團偽造台灣歷史」的證據之後，仍然不肯承認自己是台灣原住民。他們再提出反駁式質問：「如果清代台灣社會不是『移墾社會』、如果沒有來自閩粵的移民，那麼做為區隔所謂漢番的「土牛」、「土牛溝」和「土牛紅線」又是怎麼產生的？」
筆者回答：
唉！「土牛」、「土牛溝」和「土牛紅線」從來就不是什麼「漢、番界」！為什麼到如今還在盲目地跟著早期台灣假漢人的屁股走？為什麼到如今還在受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的偽造文書迷惑？為什麼就不去看看鄭成功集團及清國據台時期的官方文書記載？你們這般懶散、盲目，對得起台灣大眾嗎？這樣自找藉口認盜作祖，真對得起自己嗎？
事實上，「土牛」、「土牛溝」在清國據台時期，是隘口的崗哨防禦工事，作用如小碉堡，並非早期台灣假漢人及蔣幫中國壓霸集團所胡說的「漢、番界」。
「土牛紅線」則是清國據台時期，把隘口(其小崗哨有「土牛」、「土牛溝」的防禦工事保護)和各地界碑在地圖上連成一線所產生。是清國佔領台灣土地的前線，也是清國封山令的前線，同時是執行強制漢化勢力所及的分界線。隨著『生番』變『熟番』、『熟番』變『漢語人』，封山令的「土牛紅線」也持續往東移，怎麼會被說成是唐山人與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族人的漢、番分界線？「土牛紅線」正是台灣沒有唐山人移墾的證據，現今台灣歷史學者卻還迷糊地認為是唐山人來台移墾的證據。是盲目了嗎？還當假漢人真當上癮了？
台灣山區險峻，易守難攻，鄭、清侵台都不願因為進入山區而付出涉險的代價。早期甚至離山區遠遠的，僅據守沿海平地的部分地區。
鄭成功集團據台，其諮議參軍陳永華請申屯田之制，「開拓番地，每遭番害，乃築土牛以界之，禁出入。土牛者，造土如牛，置要害，戍兵防守。」；「界線挖溝堆土，以分界限。界限的土堆，外型如臥牛，故稱土牛；其側的深溝，則稱為土牛溝。」；「深六尺，闊一丈二尺」。當時這「土牛」、「土牛溝」僅是圍住鄭成功集團兵士占地屯田的範圍，是鄭成功集團阻擋台灣族人抵抗的防禦工事。「土牛」的功用就是用土築成的圍牆；「土牛溝」的作用就如護城壕溝。清國入侵台灣後，鄭成功集團和原在台唐山人全部一起被清軍趕回中國。
清國據台時期，台灣再無唐山人屯墾區，所以清國佔領的控制區內，就再也沒有「土牛」、「土牛溝」。
清國據台，對台灣平地族人執行強制漢化政策，又怕平地族人會與掌控不到的山地族人連絡，掀起反抗，遂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下了嚴酷刑罰的封山令，於入山以前還有段遙遠距離的重要交通路口，設有小崗哨防守隘口。駐守的小崗哨，則學鄭成功集團據台時期的防衛用「挖溝推土」方式，挖築所謂的「土牛」、「土牛溝」，以保護隘口的監視用崗哨。清康熙61年（1722年）起，清國官府於入山的其他各可能地點、路口，再以立碑、立界方式來規範清國官府的控制區域(稱為清國國界)，嚴禁兩邊族人超越。在繪製輿圖時，把隘口(有挖築「土牛」、「土牛溝」防衛的小崗哨)和界碑連成一線，初時曾使用紅筆在輿圖上畫線標示清國邊界，稱「土牛紅線」。其後雖亦使用其他顏色，但習慣仍稱紅線(紅色警戒線)。隘口官隘駐有清兵隘勇，所以後來也稱「隘勇線」。
清國據台，「強制漢化」的執行，是由「台灣縣」(今大台南地區)先開始，逐漸往南北延海前進，再往東擴張。所達之地，台灣平地族人先被稱為「生番」；強制半漢化後被稱為「熟番」；強制漢化完成後被稱為「漢化民」、「清國民」。「土牛紅線」原是區隔所謂的「生番」(尚未受到掌控、未受強制漢化)與「熟番」、「漢化民」的封山令前線，「土牛紅線」外是「生番」。所以隨著更多生番的被強制漢化，這「土牛紅線」就持續往東移。日本據台，就是接收清國據台時的文書記錄，先掌理「隘勇線」內有完整戶口記錄的地區和住民，再逐步往「隘勇線」外沒有完整戶口記錄的地區推進。日本據台的前半期，也學著清國據台文書，稱「隘勇線」內「漢化民」為本島人熟番；稱「隘勇線」外平地住民為生番。是到了1918年，日本據台當局清查山地區域住民告一段落，才發覺清國據台是以封山令忽視台灣山地住民，若繼續跟著清國以「生番」專稱「隘勇線」外的台灣平地住民。那該怎麼稱台灣山地住民呢？所以這時才改把所有平地人口稱為「本島人」；「生番」則改為專稱山地住民。
現在的台灣聞達人士，因受早期台灣假漢人以及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的偽造台灣歷史文書所影響，竟然相信這「土牛紅線」代表唐山漢人與台灣原住民的區隔界線！其實，只要翻看中國歷代的邊防文書與地圖就知道，中國歷代的所謂番界是指邊界、國界。中國自古稱外國為「番」，其「邊界碑、國界碑」寫的都是「番界」。這「土牛紅線」指的就是該時清國所霸佔的最前線。
1716年(清康熙55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上書＜生番歸化疏＞，內容提及南北二路「番人」的歸化戶數，並建議以土官統攝，無須另立官署，以減輕開銷。於是，隘口的「官隘」，開始漸次轉型成「民隘」，由漢化民土官自己設隘寮、募隘丁管理。這套歸化政策，給予當時勾結唐山滿官的台灣聞達假漢人(士紳)有可乘之機。台灣聞達假漢人看見其中有旁門暴利可謀取，趕緊乞求成為「土官」以掌管「民隘」。當清國官兵護送教官、訓導、教員越過「土牛紅線」繼續強制漢化線外番社後，隘寮、界碑隨著往外移。這些台灣假漢人(士紳)仗勢侵占新受管「社番」所開墾的土地，產生許多衝突。但是，由於台灣假漢人(士紳)早勾結唐山滿官，新受管「社番」求助無門，氣不過者只能自衛，卻被說成「番害」。以下是「噶瑪蘭通判」裡所記述，有關新受管的台灣族人，土地被台灣假漢人(士紳)強佔，訴之官府也沒用的情形。
「啁啾鳥語無人通，言不分明畫以手，訴未終，官若聾，竊視堂上有怒容。堂上怒，呼杖具，杖畢垂頭聽官諭。」
清末1886年劉銘傳任職台灣巡撫，就曾看不慣這些所謂士紳的台灣假漢人勾結唐山人滿官，仗勢強取利益、豪奪土地而坐大，憤而上書清廷【劉銘傳清賦的12項建議】：「蓋台地雖歸入清朝版圖，而與內地聲氣隔絕。小民不知法度，無從請給執照。其赴官請領墾照者，既屬狡黠之徒，往往眼看某處埔地有人開墾行將成業，乃潛赴官府請領執照，獲得廣大地段之開墾權，多至數百甲，少亦擁有數十甲。以執照為證據，坐領他人墾成土地，爭執興訟。無照者且不能對抗之，因不得已承認其為業主，而納與大租。是以大租戶（直接向官府繳稅的大地主）不費絲毫勞力坐收漁利。而實際上投資開墾者，則反居小租戶(須向強盜『大租戶』繳租金)的地位。」。
於是，劉銘傳重新制訂「理番設施」，改善隘制，參酌勇營制度，組織隘勇新制，全面以官隘為主。1891年後，清國對臺政有所緊縮，無法支援隘勇，民隘又逐漸興起。日本據台初期的隘勇線，就是延用清末改稱「隘勇線」的「土牛紅線」。
明明是台灣聞達假漢人強佔、侵耕和越墾，卻被早期台灣假漢人以及蔣幫中國壓霸集團(黃典權為首)說成是唐山人移墾。
明明是新受管台灣族人求助無門，氣不過起而反抗，卻被說成是「番害」。
「土牛」、「土牛溝」明明是清國據台時期，前線崗哨防衛用的小碉堡，竟被說成是「漢、番界」。
「土牛紅線」明明是指當時的清國所掌控的邊界，卻被說成是唐山漢人與台灣族人分佈區的分隔線。
筆者看過一篇於2006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發表，有關「土牛紅線」的論文，論文中說道：「此界線的變化不僅指涉的是一種擴張，它也進行了認定的工作，同時也讓雙邊的各種活動進行了修正。界線的劃定後，產生了防禦或是攻擊的向度，在空間上藉由『界線』，逐步的『山地變平地，後山變前山』。而在社會的意義上，也從『生番』變『熟番』、將『熟番』變『漢語人』，這些都回頭引發了界線的重構與再認定。」
看來還是有人能避開早期台灣假漢人以及蔣幫中國壓霸集團的洗腦影響，清楚地仔細認知歷史實情。可惜的是，文中其他部分，仍然未能完全逃脫蔣幫中國壓霸集團所設的騙局。
綜合以上證據，大家應該已可以瞭解：
「土牛」、「土牛溝」在鄭成功集團據台時期，是其部屬屯田的防衛工事，就如土築城牆和護城壕溝。而「土牛」、「土牛溝」在清國據台時期，是前線隘口小崗哨的防禦工事，作用如小碉堡。絕不是早期台灣假漢人及蔣幫中國壓霸集團所謂的「漢、番界」。「土牛紅線」則是清國佔領台灣土地的封山令前線，是清國的國界，同時是執行強制漢化勢力所及的分界線，絕不是唐山人與福爾摩沙(琶侃，今所謂台灣)族人的分界線。請張大眼睛看清楚。
又，既然所謂「拓墾者」都是因漢化而變貪婪的台灣假漢人士紳，是台灣假漢人士紳仗勢強佔他人土地時所偽稱的名號，所以「土牛紅線」的往東變動，更是台灣並無唐山移民的另一明證。
圖7. 是記載清康熙61年界碑位置、乾隆15年番界(國界)「土牛紅線」(圖上以紅色線標示)以及乾隆25年番界(國界)的「土牛紅線」(圖上以藍色線標示)。它原是巨幅地圖，細節在縮小後雖看不清楚，筆者選入，主要是還可以和圖8. 乾隆25年 (西元1760年)「土牛紅線」變動的局部地圖、圖9. 1874年的「土牛紅線」以及圖1. 的1901年日本據台初期的隘勇線(延用接收時的清國舊制)做比較，顯示「土牛紅線」往東變動的過程。圖8. 是乾隆25年(西元1760年)以前，清國番界(國界)「土牛紅線」多次重新界定，漸次往東推移的局部地圖。圖9. 是清楚劃出1874年的清國國界。
圖7. 清康熙61年界碑位置、乾隆15年、乾隆25年的國界線標示地圖。
圖8. 乾隆25年(西元1760年)番界(國界)「土牛紅線」的局部地圖，標示清國多次重新界定番界(國界)，往東推移。
圖9. 1874年 清國國界
1730年，亦即雍正8年，南澳總兵許良彬的奏摺說：「台灣番社新舊歸化內附戶口，不下貳、參萬社，每社男婦老幼多至壹、貳百人，少亦不外數十眾。」指的僅是彰化以南之沿海佔領區，依此數字估計，至少有50萬至60萬人。
歷經數年的清除，確定已無唐山人在福爾摩沙。清國開始粗估所管轄的所謂台灣人口，統稱是番社的社番。乾隆年起，已有仔細確實登記所管轄的土著流寓并社番。土著指住在改社稱里、庄的唐山化人口；流寓指臨時工作的清國人流動人口(各台灣府志有記錄，非常少)；社番指未完全唐山化的清國新佔據地人口。
乾隆21年(1756) 土著流寓并社番 660,147 喀爾吉善奏摺
乾隆28年(1763) 土著流寓并社番666,040 定長奏摺
乾隆29年(1764) 土著流寓并社番666,210 定長奏摺
乾隆30年(1765) 土著流寓并社番666,380 定長奏摺
乾隆32年(1767) 土著流寓并社番687,290 崔應階奏摺
乾隆33年(1768) 土著流寓并社番691,338 鄂寧奏摺
乾隆38年(1773) 土著流寓并社番765,721 余文儀奏摺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大清會典（滿清法律）戶口編審附註：「久經向化者，皆按丁編入民數」。於是：「土著」改為「民戶」；佔領區「社番」改稱「土著」)
乾隆42年(1777) 土著流寓民戶 839,803 鐘音奏摺
乾隆43年(1778) 土著流寓民戶 845,770 黃檢奏摺
乾隆44年(1779) 土著流寓民戶 871,739 富綱奏摺
乾隆46年(1781) 土著流寓民戶 900,940 楊魁奏摺
乾隆47年(1782) 土著流寓民戶 912,920 雅德奏摺
乾隆48年(1783) 土著流寓民戶 916,863 雅德奏摺
嘉慶16年1811） 土著流寓共計1,944,737人《福建通志台灣府》。(此時已視全部土著為民，不再強調民戶！)
下面3圖，標示的是清國各年在福爾摩沙佔領區的範圍：
1896年（明治29年）台灣平地熟蕃本島人257萬人。
1912年（大正元年）台灣平地熟蕃本島人321萬人。
以上福爾摩沙(Paccan，Formosa，今所謂台灣)的平地人口，依清國佔據地區的逐步擴張，以及強制唐山化的進行，從雍正8年(1730)的社番 50萬至60萬人，經乾隆21年(1756) 土著(唐山化)流寓并社番 660,147人、乾隆42年(1777) 土著流寓民戶(久經向化者編入民數，新佔領區社番改稱土著) 839,803人 、嘉慶十六年（1811）土著(視全部土著為民，不再強調民戶)流寓1,944,737人 、光緒十九年(1893) 土著2,545,731人。到日本佔據所謂的台灣明治29年(1896)， 熟蕃本島人257萬、大正元年（1912）台灣熟蕃本島人的321萬人。在在顯示，統計的所謂台灣(平地)人口，完全是按照佔據區的逐年擴張，以及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增加。不必再說嚴刑峻罰的「渡海禁令」和「渡台禁令」了，哪來的唐山人移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