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何來「17-19世紀，清廷消極治台」？
華奴化自以為高級的台灣檯面上假華人聞達文史學者，在見到埔農所提「清國官府戶籍文書，記錄之「國界」(土牛紅線，後稱隘勇線)內居民，都是土著的漢化民熟番」之無懈可擊證據後，為了 合理化其認賊作爸、認土匪作祖公之不覺可恥，竟然誑言「17-19世紀，清廷消極治台」，才會有一些來自唐山的偷渡移民，而他們的祖先是其中之一。
人若學習支那厚黑學，必然大膽無恥，睜眼說瞎話的胡言亂語也就全無遮攔了！
順治三年（1646年）《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條(渡海禁令)『一切、官員及軍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經商者，或移往外洋海島者，應照交通反叛律處斬立決。府縣官員通同舞弊，或知情不舉者，皆斬立決』
康熙二十三年再頒(1684年)「渡台三禁令」
1． 內地商民來台貿易者(徵募來搜括資源的贌商)，須由台廈兵備道查明，並發給路照，出入船隻須嚴格檢查，偷渡者嚴辦，偷渡之船戶及失察之地方官，亦照法查辦。
2． 渡台者不得攜帶家眷，己在台者不得搬眷來台。
3． 潮州惠州之地，為海盜淵藪，積習未脫，其民禁止來台。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清廷重申渡台禁令
1729年(雍正 七年) 再度重申渡台禁令
1732年(雍正十年) 廣東巡府鄂爾達奏請准予渡台者攜眷
1740年(乾隆五年) 閩浙總督郝玉麟以開禁後弊病叢生，再度禁止。
1746年(乾隆十一年) 戶科奏請開攜眷令
1748年(乾隆十三年) 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再奏請攜眷，仍以一年為限。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 福建巡撫吳士功，再奏請開禁，但還是以一年為限。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 閩浙總督楊廷璋，奏請必須嚴禁渡台及禁止攜眷。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 陝甘總督福康安奏請廢止攜眷禁令，未被採納。
1874年(同治十三年) 才依福建巡撫沈葆楨之議，渡台禁令廢止。准許工商人口來台的，但還是依之前贌商的附籍寄居規定，嚴格管理。這時距割讓台灣給日本，僅剩下二十一年。
再看雍正五年（1727年）的藍鼎元奏《經理臺灣疏》：「文武差役、誠實良民，必將赴臺何事，歸期何月，敘明照身票內，汛口掛號，報明駐廈同知、參將存案，回時報銷。倘有過期不還，移行臺地文武拘解回籍。」、「再令有司著實舉行保甲，稽查防範。凡臺灣革逐過水之犯，務令原籍地方官收管安插，左右鄰具結看守。如有仍舊潛蹤渡臺，將原籍地方官參處，『本犯正法』，左右鄰嚴行連坐。庶奸民有所畏懼，而臺地可以漸清。」
即使1874年解除嚴刑峻罰的渡台禁令後，來福爾摩沙的工商人口，還是依之前贌商附籍寄居的規定嚴格管理。這是自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國佔據台灣後，將所有唐山人(所謂的漢人)趕回清國，對少數清國招募或聘顧的臨時人員，就一直另以流寓名冊登記，並用此種由鄰里監視的保甲制嚴密管控(請看第二章第三節的「臨時保甲門牌」)，直到割讓給日本。清國何時「消極治台」了？
請仔細看左側「用木枋粘掛門首如違必究」的註明及右側的「如無此牌即係未入保甲不許容留」的警告，再看這「容留」和內文的「為編查保甲(才)給發門牌」、「寄籍」，就指明是流寓名冊內的暫時寄居者，所以另立「臨時保甲門牌」以資區別。而且，其原籍及所攜眷屬人數、輩份，就登錄於這掛在門楣的「臨時保甲門牌」上，這根本就是一張準備隨時可以撤除的臨時戶口名簿，所以規定必須「用木枋粘掛門首」。
日本據台，接收滿清官府的戶籍文書，日本人依據清國的流寓名冊和保甲制度門牌，統計這些唐山來台的流動工商人口(流寓)，總數為8083人。官兵、流寓遣送回清國。
台灣聞達文史學者，為了掩飾自己認盜作祖自以為高級的假漢人、假華人行徑， 竟然隱匿實情，再無中生有，偽造歷史。並藉以遮掩其偽裝假漢人、假華人的卑鄙面目，然後自認不覺可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