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蔣幫中國盜匪入侵後的陰狠把福爾摩沙人(琶侃人))全面華奴化
1895年後，日本據台，從事多項建設，用到先人墓地，就必需要遷墳。有所謂的台灣士紳遷墳時訂做新墓碑，墓碑就刻上「日本皇年」。接著日本教育的進行，就有更多的所謂台灣士紳，在新墳墓碑上刻日本皇年。1945年後，福爾摩沙被中國盜匪竊據，由於當時中國盜匪將「把福爾摩沙人(Formosans，Paccanians，琶侃人，今所謂台灣人)中國化」視為首要目標，不少奉承的所謂士紳，把先人墓碑上頭的「日本皇年」去掉，改刻民國年，也一併刻上所謂的唐山堂號或祖籍。
另外，蔣幫盜匪帶入福爾摩沙1百多萬人，為解決居住問題，再經常徵收墳場。遷墳時沒有墓碑的就製作新墓碑，也被銘刻上所謂的堂號或祖籍。繼續使用原沒有祖籍堂號的舊墓碑時，也有的由風水師選刻上去。後來，無墓碑的原地舊墳，子孫整修時，「流於形式」，也偶而會立墓碑，再由風水師依冠姓選刻堂號或祖籍上去。甚至於，急著認盜作祖以依附入侵盜匪霸權的所謂台灣士紳，更主動更換先人墓碑，在新墓碑上選刻所謂的唐山祖籍與堂號。
請看當時蔣幫中國盜匪的行政命令：
以下是褚海先生所蒐集到的職業風水師「姓氏堂號選用表」，這張是已由蔣幫中國盜匪在入侵福爾摩沙(Formosa，Paccan，琶侃)時，加入不少新資料而重新編輯過，再發給風水師普遍採用：
舊時專門替所謂台灣士紳服務的風水師，使用的「姓氏堂號選用表」不及這張表的二分之一。
事實上，1950年以前，福爾摩沙人(Formosans，Paccanians，琶侃人)中，認盜作祖的所謂士紳假漢人其實很少。
請看：1978 年 12 月，任職臺灣文獻會通志館的王世慶、王錦雲主編之《台灣公私收藏族譜目錄初稿》，號稱是清國時期乾隆23年以前的有22件；說是乾隆23年以後的有124件；承認是日據時期編造的有206件；坦承是蔣幫盜匪據台之1951年後才杜撰的，短短的27年就有791件。到了今天，胡說八道的所謂連上唐山之偽造族譜，更是已在台灣滿天亂飛。
而1,979年台灣文獻會的楊緒賢偽編《台灣區姓氏堂號考》，內容千奇百怪。例如：楊緒賢附和蔣幫中國盜匪集團的洗腦，也跟著說：「蕭氏族人渡海來台者，派別列述如下：來自廣東嘉應州者有梅縣蕭槐派下，乾隆初、中葉，蕭維天入墾屏東市；蕭那英入墾今八德。」
事實上，蕭那英原名「知母六」，是桃園地區第一位被迫漢化的凱達格蘭族宵裡社頭目，知母六被迫漢化後才改名為蕭那英。第一位被強迫漢化的凱達格蘭族頭目，竟然會被稱為是「渡海來台祖」！李登輝和林洋港還在上面提字。蔣幫中國盜匪壓霸集團太陰狠了，現在台灣文史學者手上的資料，都是中國專門來從事洗腦的文化殺手所杜撰的。若沒能從源頭追查，一般人實在無法發覺真相，台灣大眾才會跟著一直上當。其實，這種情形，在台灣到處可見。只是因為蕭那英(知母六)當時比較出名，各方都有記載，所以容易追查罷了。到了1980年，一年內又偽造了44件。
後續的偽造族譜更是如火如荼，甚至於，直到21世紀，台灣還有人在杜撰所謂連上唐山的祖譜。例如，2011年屏東縣潮州、佳佐地區的所謂《長彬鄉(吳)陳氏族譜》；2013年3月寫的《臺灣曾氏亮寅公派下世次源流》；曾繁藤於2016年編纂《曾氏台灣淵源譜》，2017年再杜撰《來臺祖曾九健公族譜》。曾繁藤不僅杜撰台灣曾姓的所謂華人族譜，還繼續替其他台灣所冠姓氏製造所謂的中國連結。看這種飛越時空的以幻想為真，就知華毒的可怕。真是悲慘！
1950年至1970年間的半路「認賊作爸，認土匪作祖公」，都是來自蔣幫中國盜匪的脅迫與誘導。1950年代，蔣幫中國盜匪誘拐台灣小學的學生，叫家長填寫連上中國(唐山)的所謂祖籍、堂號。
為什麼選擇小學生呢？中國盜匪狡猾、狠毒又陰謀詭計多端，當時福爾摩沙剛歷經228事件後的恐怖大屠殺，20萬人被殘害，幾乎人人噤若寒蟬，只得逆來順受。而且，小學生單純，聽老師的話才是好學生、好孩子，家長都期望自己的孩子在學校是聽老師話的好學生，必然順應，就更容易得逞了。這邪惡，80歲以上心靈清明的長輩應該還記得。雖然已過了近70年，埔農的前輩友人中，也還有邱新德先生、褚海先生、陳快清先生仍然記憶猶新。
邱新德前輩說：「就讀小學四年級下學期時，學校發給學生們祖籍表格，要求學生帶回家，由家長填寫所謂來自中國的祖籍。這是透過教師，再經由鄰里長、管區警察或所謂士紳等，設計全面誘拐台灣人認盜作祖。」
褚海前輩說：「記得⋯1950年，剛入學就讀小學ㄧ年級。從小學ㄧ年級直到六年級，學校老師都給每位學生發兩大張身家調查表，拿回給家長填寫，其中內容主要是包括必須填寫所謂的唐山祖籍、堂號及何時遷移來台灣。記得當時的家長因不知所措，都與鄰居討論到底要如何是好。其間有所謂的士紳、漢學仙、鄰里長，拿來一張『百家姓堂號表』，按索指引開示，說應該選用那個堂號、那些地方作祖籍較合適。除了大多指稱應該是清國某某年，有時更會說明大約隨鄭成功來台。兩張填妥的調查表繳給學校老師，當局滿意後發一張帶回給家長，交代家長妥善保存。就如其他人一樣，我當時幼稚懞懂，也從此有段時日深信不移，自以爲是所謂唐山過台灣的所謂華人。等年齡漸長，越想越荒謬，氣憤難消，所以至今記憶猶新！」
陳快清先生說：「1963年我讀初二，有一天回家看到不識字的爸媽換新的祖宗公媽龕，赫然發現堂號是西河堂，老舊的公媽牌並沒有堂號，後來連沒墓碑的祖墳，也翻新加上西河堂，真是莫名其妙！」
這種荒唐的錐心經歷，理性清明之人確實難忘。所以，邱新德、褚海、陳快清等這幾位先生的記憶，才會有如歷歷在目的清晰。
這就是在台灣會看到這麼多所謂堂號或祖籍的原由。福爾摩沙史料被毀、被扭曲，多數台灣人在認盜作祖的台灣聞達士紳影響下，難以察覺真相，也就信以為真。這是今日福爾摩沙人的悲哀之源頭。
可是，台灣已自由、開放20多年，各種史實文獻、禁書早被攤開，想不到「假漢人、假華人」當上癮的現今所謂台灣聞達人士(尤其是檯面上的所謂文史學者和政治既得利益者)，卻還在刻意掩蓋這些史實證據，並持續幫助侵台之中國盜匪集團混淆福爾摩沙(Formosa，Paccan，今所謂台灣) 的史實真相，而且是如此的明目張膽和睜眼說瞎話。
檯面上，認盜作祖自以為高級的華奴化所謂文史學者和政治既得利益者，全面掌控了學校教育和社會教化，並利用媒體、藝術、戲劇以及所有信息的傳播，持續誤導眾多福爾摩沙人。使得多數福爾摩沙人 (Formosans；琶侃人，Paccanians；現在所謂的台灣人)把祖先以及祖先的文明和文化遺忘，模糊了福爾摩沙人的自我認知；剝奪了福爾摩沙人的敵我意識，把所謂的台灣人華奴化。不少福爾摩沙人受連累而輕易誤以為自己是唐山人或漢人後裔，導致今日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模糊且混亂，也才造成今日台灣國家處境的危殆，說這些台灣士紳(尤其是聞達文史學者和政客)可悲，卻更是可惡，也是罪大惡極！
清國在福爾摩沙執行強制唐山化，在勢力所及的地方(土牛紅線或稱隘勇線的防禦工事內)到處設置社學，強制冠漢姓、取漢名。「生番」被教訓成為「熟番」後，社學再轉為廟學(建唐山廟)，同時以其各式唐山迷信和習俗繼續訓化「熟番」成為「漢化民」。
在被強制唐山化過程中，所有福爾摩沙(Formosa，Paccan，琶侃)文明被摧毀，文化又幾乎被消滅殆盡。清國為了加速把福爾摩沙(Formosa，Paccan，今所謂台灣)唐山化，除了脅迫，另以名利攏絡率先接受唐山化之福爾摩沙人，於1686年（康熙25年）起在台灣開科舉考試，訂有臺灣保障名額。早期福爾摩沙人(Formosans，Paccanians，琶侃人)的靈性精神都還在，大都不願參加。後來才逐漸有少數福爾摩沙人禁不住脅迫與誘惑，得功名者因自以為高級而更深度唐山化(所謂的漢化)。當時的少數福爾摩沙人(Formosans，Paccanians，琶侃人)受唐山化影響，深度所謂的漢化後，沾染支那「厚黑學」的惡習，以致部分的Paccan靈性智慧飄蕩(《解碼福爾摩沙古文明：續認台灣古今真相》第二章第一節)。深度所謂漢化者轉性成貪婪、無恥，甚至學著為求聞達而認盜作祖，勾結清國官員，仗勢強取同胞利益、豪奪土地而坐大。這些認盜作祖的福爾摩沙假漢人，自稱或被清國唐山人滿官稱為所謂的士紳，
這些認盜作祖的所謂台灣士紳，向唐山人清國滿官請示所被冠姓的唐山來源，學著聘請唐山職業風水師，設置唐山形式祖先神主牌；改築唐山形式墳墓、立唐山形式墓碑；改祖厝、公廨為祠堂。這神主牌、墓碑、祠堂，就是由職業風水師依唐山「姓氏堂號表」選用而寫下所謂的祖籍、堂號銘文。子孫誤以為與有榮焉，傳承而繼續建置。
清國據台時期，依附入侵霸權而騰達的所謂台灣士紳，在歷經深度的所謂漢化之後，全身沾滿了所謂中國的「厚黑學」。以致有一些所謂的士紳，認盜作祖自以為高級之外，進一步為了自以為的「更高級」，竟申請改姓(被強制漢化而冠的所謂漢姓)重新認祖、重複偽造堂號和祖譜(見各版《台灣府志》)，是如此的不覺可恥。真是悲慘！
清國據台末期，平地福爾摩沙(Formosa，Paccan，今所謂台灣)已全面唐山化，各邪教式唐山迷信和習俗，強被廣泛置入平地福爾摩沙人的生活中。但是，有使用所謂唐山祖籍、堂號的認盜作祖自以為高級者，仍侷限於極少數的所謂士紳家庭。
是1945年後的蔣幫中國盜匪侵略福爾摩沙(Formosa，Paccan，今所謂台灣)，執行強制「把福爾摩沙人中國化」，手段比清國據台時期更陰狠百倍，多數福爾摩沙人(Formosans，Paccanians，琶侃人，今所謂台灣人)才逐漸被華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