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僅拒絕當中國人是不夠的 (也談實際抗日的是台灣義勇軍)
嘉裕先生說：「我的高祖父是1882年從湖南來到台灣，但我是台灣人，我拒絕當中國人。據說我高祖父實為清代總兵，1899在草屯被日軍捕殺，曾祖父續逃入埔里...遂改名為一郎。」
埔農說明：
如前所說，被偽造的所謂唐山公太多了，也都是有時間、地點、事蹟的虛構。這句「據說我高祖父實為清代總兵」，和李筱峰教授家族裡認盜作祖的所謂士紳杜撰之「先祖母的阿公，則是從漳州來，是清朝的武官」，同是一個模樣。這所謂「清代總兵」和所謂「清朝武官」，都是中國式思維下出現的虛妄言詞，僅是眾多被編造的謊言之一而已。而「清國總兵」是高階將領，不可能沒有留下任何記錄。更何況，嘉裕兄也明白，這只是「據說」而已。
事實上，1895年5月15日台灣巡撫唐景崧接到清廷確定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消息，並得知日本海軍中將樺山資紀被任命為首任台灣總督，即將前來接收台灣。唐景崧、劉永福、李秉瑞等唐山滿官，覬覦台灣庫銀，為了爭取在日軍接收前蒐刮財物潛逃的時間，暗地唆使台灣假漢人所謂士紳的丘逢甲，勸誘台灣人抗日以復國，並偽稱成立所謂的「台灣民主國」。台灣有識人士見這是個機會，又以為可順利取得清國官署的武器和補給，遂紛紛號召組織台灣義勇軍，抵抗前來接收的日軍。5月29日，日軍在澳底（今新北市貢寮區境內）登陸。6月2日，不知情的清廷代表李經芳與日本代表樺木完成交接所謂之台灣(範圍不及琶侃，Paccan；福爾摩沙，Formosa這國度的1/2。另，日軍早已於3月26日佔據澎湖)。6月3日，台灣抗日義勇軍在獅球嶺與基隆的交戰中，犧牲200多人後仍繼續在台北城外圍牽制日軍，原駐紮在台北城外的清國官兵卻已退入台北城躲避。唐景崧6月4日傍晚化妝成老婦，帶著已打包好的庫銀(包括本應發給清國官兵的五萬銀圓軍餉)逃出台北，6月6日搭上德國商輪鴨打號（Arthur），從淡水逃往廈門。丘逢甲隨唐景崧之後，將十萬兩原本要撥給台灣抗日義勇軍的白銀捲走，逃往廣東嘉應。等待日本接管的清國官兵，見庫銀被高官捲逃，分不到好處，甚且薪俸已無著落，氣憤下放火燒官署，廉價賣槍炮，在各處任意放槍、搶劫。6月11日辜顯榮率領艋舺士紳，開城門迎接日本軍進入台北城維持秩序。劉永福一幫人在台北沒撈到銀兩，就一路南下，搜括地方衙門的備餉。劉永福為蒐刮更多財物，甚至曾經在台南發行鈔票與郵票，再捲款由台南逃回清國。其他清國人員，都由日本政府遣返清國。台灣抗日義勇軍在缺乏精良武器又無後勤補給的情況下，仍奮戰了5個月才遭配備精良的優勢日軍擊潰。潰散的台灣餘勇，仍持續四處有小規模反抗。所以，事實上清國官兵是和日軍辦理交接，並沒有清國官兵抵抗日軍。
這「我高祖父1899在草屯被日軍捕殺」，說的應該是1895年8月29日「八卦山戰役」之後潰散的台灣餘勇。而「八卦山之役」是台灣抗日義勇軍對日軍的一次著名血戰。台灣義勇軍數量僅日軍的三分之一，武器老舊且彈藥不足，浴血奮戰下，仍造成大量日本官兵的傷亡。日軍近衛師團步兵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以及中將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 明治天皇之兄長 ) 都在此役中陣亡(日軍為軍心士氣和榮譽的考量，說是病逝)。潰散的台灣餘勇，仍四處伏擊，使日軍疲於奔命，才有後續的搜捕行動。
清國官兵惡人無膽，從來視台灣山地為畏途。無論鄭成功集團或清國據台，台灣人為逃避追殺，都是退入山區。1670年，鄭成功將領劉國軒前往半線(台中、彰化)的沙轆社、大肚社、水里社進行屠殺時，倖存者就是避往埔里一帶。水里社原在今台中市龍井區內，現今的南投水里，是由避居的水里社人留下之地名。以後的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等事件末期，也有不少福爾摩沙人依此路線退避。山區易守難攻，清國官兵不敢追入。是光緒元年（1875年）才有沈葆楨在其《請改駐南北路同知》疏中，奏請「北路同知改為中路移紮水沙連」，然而並未能立即採行。光緒四年（1878年）臺灣鎮總兵吳光亮受命，才開始指令於埔里建築土城，周長約500丈，並有護城河環繞，進出城門得通過吊橋，衛卒日夜輪流看守，也才有清國官兵敢進入駐紮。也所以，甚至到了1947年，228事件後台灣人抵抗中國大軍重砲的二七部隊(臨時組成)，潰散後也是退往埔里山區。
所以，這「我高祖父1899在草屯被日軍捕殺，曾祖父續逃入埔里」，顯示貴高祖父、曾祖父絕對是台灣人(Paccanians，Formosans) 義勇軍之一員，並非清國官兵。因為，台灣人退入埔里地區，是避居的打算；清國官兵不可能願意被困山區，更何況清國官兵本就畏懼進入埔里山區。而且，清國官兵不是捲款潛逃，就是被遣返清國，並無漏網之魚。
另外，若要說貴高祖父是1874年解除渡台禁令後，開放來台的工商人員，則這些唐山人是以附籍寄居的流動人口登記。工商人口來來去去，也沒證實過有誰永久居留。而且，清國是另以「附籍寄居」之流寓名冊登記來台的工商人口，不在台灣戶籍名冊之內。日本據台，接收滿清官府的戶籍文書，官兵、流寓遣送回清國，極少數申請暫時留台者， 註記為「清國人」，總數才幾百人，後來也都離開台灣回去唐山。以日本查核台灣戶口的嚴密程度，當時的清國人要入籍台灣絕對不可能！
如果您真是唐山人後裔，埔農很高興您已成為真正的台灣人。但事實是，您的家人因一些片斷謠言而誤會了，懇請務必再仔細察查清楚。埔農完全沒有惡意，只是1950年後被偽造的所謂祖譜或家譜太多了，埔農基於釐清真相的心理，善意提醒而已，敬請包涵。
而這「曾祖父續逃入埔里...遂改名為一郎。」也是離譜。一郎是日本名，日本據台人員都有自己的名冊，若是為逃避入罪而改名，那取名為一郎是最容易被識破的，反而自曝行蹤。而當時所謂熟蕃本島人(就是依個人「主要常用語言」做分別而註記為「福」、「廣」的台灣平地人口)改用日本名是被允許的，人數也有一些，可是熟番改用日本名是由日本據台人員依熟番名冊改記，也不可能有冒名的機會。更何況，貴高祖父若是清國總兵，當時雖然已廢除渡台禁令，家屬戶籍還是必列入清國官兵眷屬的名冊，不可能在日本接收清國官府的台灣戶籍文書之內。因此，以日本查核台灣戶口的嚴密程度，若說貴曾祖父能於日據時期留在台灣50年而不被遣返唐山，是絕不可能的。無論如何，去申請日據時期戶籍資料，是釐清事實的有效辦法，也是最簡便的方法。
在蔣幫中國匪徒惡意偽造歷史的洗腦教育下，眾多所謂台灣士紳陷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心理扭曲，異化為所謂的華人自以為高級，充斥中國式的虛妄思維，紛紛認盜作祖。影響所及風行草偃，遂產生「劣幣驅逐良幣」(謊言淹沒真相)的現象。眾多平地福爾摩沙人(Formosans，Paccanians，所謂台灣人) 誤以為自己是所謂的華人。先入為主的觀念已根深柢固，加上現代是權貴肆虐的社會，充斥競爭和比較，大部分人無暇追究與「個人現實競爭力」無關的史實真相。所以，有不少樸實的台灣人才會說：「我雖是華人，但我熱愛台灣，絕不願當中國人。我力挺台灣獨立自主，台灣、中國是一邊一國，這樣就夠了。」
但是，僅拒絕當中國人是不夠的，因為多數台灣人自以為是所謂的華人，這批壓霸的所謂中國亡命匪徒，才能在台灣持續囂張跋扈，所謂的中國也才得以覬覦台灣，世界各主要民主國家更才對台灣的被支那霸凌難以插手。若多數現在的所謂台灣人能明白史實真相，向國際上展示「福爾摩沙(Formosan，Paccan，今所謂台灣) 400年以前本來就是一個智慧樂土的文明民主古國，福爾摩沙人(所謂台灣人)與所謂的中國或中國人完全沒有任何關係；台灣被侵略、被蹂躪近400年。蔣幫中國壓霸集團是侵略的盜匪，中華冥國是骨肉無存的屍皮而已」的史實真相證據，則所謂台灣人不再容忍入侵的所謂中國人在福爾摩沙壓霸肆虐，而支那(所謂的中國) 再無任何覬覦台灣、在國際上霸凌台灣的藉口。如此，台灣的未來才會有希望。
否則，如果台灣人不知清醒，繼續自以為是所謂的華人，事實上是繼續給予在台支那匪徒(所謂的中國人)肆虐台灣的口實；也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覬覦台灣、在國際上霸凌台灣、隨時意圖侵略台灣的藉口。所以，福爾摩沙(Formosan，Paccan)古今真相隱晦，不少台灣人心理上還充斥著中國式的虛妄思維，是導致今日台灣人國家認同模糊且混亂的主要原由；是造成今日台灣國家處境危殆的禍首！在國際人士看來，這更是台灣人(Paccanians，Formosans)自甘為奴；自己要把台灣(Paccan，Formosa)送給中國。如果繼續如此下去，則福爾摩沙人(Formosans，Paccanians，所謂台灣人)將永遠擺脫不了華奴的悲劇。
福爾摩沙(Formosa，Paccan，今所謂台灣)族人的靈魂已經殘破不堪，敦厚、善良的台灣人又不明白勢態緊急。若照這情形下去，福爾摩沙(Formosa，Paccan，今所謂台灣)民族的命運，老實說凶多吉少！福爾摩沙人(琶侃人，所謂台灣人)靈魂的復甦與福爾摩沙(Formosa，Paccan，台灣)復國之路，令人十分悲觀，更膽戰心驚。所以，台灣人(福爾摩沙人，琶侃人)必須趕快從華奴化的虛妄思維裡清醒，認清「福爾摩沙人(Formosans，Paccanians，所謂台灣人)與所謂的中國人(唐山人，支那人)一點關係也沒有」，台灣的未來才會有希望。